云南青铜时代的音与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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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云南青铜时代的音与舞蹈从明清以降，乃至现代，人们常把葫芦笙和芦笙这两种不同的乐器混为一谈。而在唐宋时期，是把这两种乐器分得清清楚楚的。例如，唐人樊绰在《蛮书•蛮夷风俗第八》中记载云南少数民族风俗时说：“少年弟子暮*夜游行间巷，吹壶芦笙，或吹树叶。声韵之中，皆寄情言，用相呼召。”这里所说的“壶芦笙”，就是葫芦笙。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把芦笙和葫芦笙这两种乐器记述得很明白：“瑶人之乐有卢沙、统鼓、葫芦笙。卢沙之制状如箫，编竹为之，纵一横八，以一吹八，伊嚜其声……葫芦笙，情竹于瓢，吹之呜呜然。”周去非描述的“芦沙”，就是现代少数民族仍使用的芦笙。云南出土文物中未发现过

2、。而他说的“葫芦笙”，就是现代弈、佤、怒、拉枯、捧、纳西等小数民族仍在使用的，用葫芦挖空作音斗，上插5——6支竹管，内嵌竹或薄铜片制的簧片，用以吹奏的乐器——葫芦笙。二千多年以来，葫芦笙的形制一直没有变化。远在青铜时代，一般平民大量使用的应该还是用葫芦挖空后制成的葫芦笙。现在能从考古遗存中见到的青铜铸的葫芦笙，只不过是少数贵族的陪葬器物罢了。葫芦笙的演奏方法，古今无区别。在著名的云南“开化铜鼓”和晋宁石寨山M13■3铜鼓上，都刻划了吹奏葫芦笙的人物。最生动的是晋宁石塞山M17

3、23“铜舞俑”4件。其中一个铜俑，高约9厘米，梳银锭式发髻，髻根缠一条长长的飘带，分两条向

4、背部下垂。耳朵、手腕佩环，右肩挂剑带垂至腰间部位系短剑一柄。身披披毡，双腿上各系一条带子，跣足。此俑向人们立体地展示了二千多年前吹奏葫芦笙的方法：口吹葫芦笙之细端，双手棒住球状音斗，手指按住音孔。鼓，右手拍之”，仔细观察后，此“鼓”应为锌于。与详于合奏的乐器还有葫芦笙。钟周代的青铜打击乐器，传入云南以后形制略有变化。祥云大波那铜钟一枚，出土于木椁铜棺墓内，钟呈圆筒状，高47厘米，通体装饰卷云纹。钟体两面有对称长方孔，舞部有对称圆孔。由于该墓时代为战国。这是云南时代较早的铜钟。在昌宁县发现的一枚高37.5厘米的铜钟上，铸出双蛇纹和3.条牛纹，推测时代也可能早到战国。祥

5、云县检村出土的一组3枚编钟，大小相同丨均为高30厘米，呈扁圆形，顶部有三角形钮。钟的双面均铸出精美花纹，一面铸双鹭紋，另一面铸二兽搏斗纹饰。®这组纹饰完全相同的编钟时代属战国。云南最大的一组编钟是在牟定县出土的，发现时还有一面铜鼓共存。这组编钟共6枚，最大的一枚通体高53厘米，其余5枚依次递减，最小的一枚通高43厘米。编钟形制为扁圆体形，顶部为半环形。这组编钟中，最大的2枚钟体双面纹饰是蟠蛇纹，其余4枚钟体一面铸蟠蛇纹，另一面铸回旋纹。时代也是战国。在云南最新发现的编钟是1992年在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中出土的。这套编钟共6枚，钟为扁圆形，上大下小，口平齐，顶上半环

6、形钮。钟体双面铸左右对称的三连云纹及雷纹。云南最重要的一组编钟，是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的6枚一组的“滇王编钟”，6号墓内因出土“滇王之印”黄金印一枚，与《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相吻合：“元封二年(李案：公元前109)，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李案：天子乃汉武帝)以兵临镇，溴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确证6号墓为滇王墓。“滇王编钟”最大的一枚通高40.3厘米，最小的一枚通高29厘米。钟纽为半环状纽，钟体筒形，上大下小，剖面呈椭圆形。钟体之两面各铸蟠龙4条，左右对称《唇口铸宽带纹样，宽带之上下由

7、绳辫纹，中间由勾连云纹组成。类似铜纽在南涧出土一枚。从我国内地文物资料可知，编钟的演奏方法应当是悬挂在架上击打。云南发现的编钟有一个特点：多数由偶数组成，一般为6枚，而中原一般是奇数。羊角钮钟其实，羊角钮钟也是钟的一种。但是因为此种铜钟仅分布于云南、广西、广东和越南北部，总数仅仅31枚。又因为这种钟的形状过于奇特，钟的钮象两只朝外岐出的羊角，我国南方考古学者给它定名为“羊角钮钟”®。本文将其与铜钟并列而分开叙述。此类铜钟在云南共发现11枚。楚雄万冢坝Ml的腰坑内出土6枚，均为素面无纹，体量大小则依次递减。最大的一枚高21.6厘米，最小的一枚高15厘米。新平莫沙发现4

8、枚。晋宁石寨山M6即滇王墓内也出土一枚，发现时钟钮的一只“羊角”已缺失。楚雄万家坝这6枚一组的羊角钮编钟是目前已知同类器物中最早的，时代属春秋时期。以一般铜钟、编钟的演奏方法推测，羊角钮铜钟，或一组成为羊角纽编钟，应当也是悬挂而击打铃第一种：串铃，或称马铃。在晋宁石寨山6座墓内与马具、马饰置放在一起出土。共发现12枚，高度在5厘米至9厘米之间不等。形制变化多样。有扁圆体形，顶部或有环形双钮，或无钮。铃舌有铜质和木质两种(出土时木质铃舌犹存)。有八棱扁圆体形，顶上有横管状环钮，有的铃上还铸有晰蜴图案。这些铜铃装饰在马身上，原本应该有相当数量，惜出土时已大部份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