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与美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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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死刑与美国文化DavidGarland江溯一、引言　这是一篇关于死刑和美国文化的论文，其出发点是近来出版的一些著作和文章，这些著述认为，美国的死刑保留乃是一种潜在的文化传统的体现，这种文化传统在美国社会与处决刑事罪犯之间创造了一种选择性亲和（electiveaffinity）。[1]这些新文献所暗示的——有时是明示的——主张是，当今的死刑制度乃是“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Exceptionalism）的一个例证，是一种深层的、持久的环境的体现——从美国的形成岁月至今，这一环境一直决定着它。　我想对这种思想提出异议。我想拒绝这种美国例外主义的

2、文化主义版本，同时拒绝这一观念，即在美国文化中存在着某种深层的、持久的东西，它驱使美国的司法体系保留死刑。在对这些具体的观点以及阐发这些观点的著作提出异议之际，我会提出一种替代性的方式，藉以理解自1972年以来在美国死刑持续存在这一现象。在论述的过程中，我也将提出一些更为一般性的、关于“文化”的诸多概念及其在惩罚社会学（sociologyofpunishment）中之运用的问题。　二、美国例外主义与死刑　近来，国内外的发展已经赋予了美国的死刑一种其先前不具有的独特性。美国的死刑之所以变得如此独特，其原因在于，除了美国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西方国家现在仍

3、保留着死刑。在美国，死刑仍在施行，罪犯仍被处决。就处决而言，自1977年法国最后一次处决罪犯以来，美国就一直是孤家寡人（在西方国家中）；就法律而言，美国这种孤家寡人的地位始于1981年，当年法国国民议会废除了司法上的死刑。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西方国家已经停止处决普通犯罪的罪犯，尽管商到20世纪90年代，它们中的许多才废除特殊的犯罪如战争罪和反国家罪的死刑。[2]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死刑的独特性的意义增大了。在一个许多国家完全废除死刑、国际公约宣布死刑非法[3]以及欧洲最终成为无死刑地区的时期，美国却在迅速地向对立的方向迈进——增加了每年处

4、决的人数（从20世纪80年代初每年处决1至2名罪犯到1999年处决98名罪犯的最高记录）、通过了新的死刑立法、降低了司法审查和规制的标准、[4]巩固了对死刑这一日益两党化的制度的政治支持的程度。　因此，美国现在是形单影只了。世界上存在其他保留死刑的民主国家：印度是世界上人口仅次于中国的民主国家，它仍然在处决罪犯（尽管其执行死刑的频率远低于美国，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通常是作为对政治暗杀的惩罚）。[5]而且，世界上也存在其他先进的、高度发达但却仍然处决罪犯的工业化国家——日本即为适例。但是，如果比较的范围是“西方国家”，那么美国就是孤家寡人。[6]　这种情

5、势——在这种情势之下，美国是一个局外人、一个定型模式的惊人例外——近来已经促使一些学者援引“美国例外主义”这一社会学理论，将之作为解释资源。[7]Carolsteiker（2002）和TonyPoveda（2000）在近来的文章中明确地阐发了这种观点——前者以一种尝试性的、不甚明朗的方式探讨了“美国例外主义”这一主题，后者则声称它是对美国为促进种族和阶级压迫而运用死刑的漫长历史的批判的一部分。其他许多——例如，Braithring，[8]另一部的为JamesQ．arks（2000：16）将之描述为：　其水平相对较高的社会平等主义、经济生产力和社会流

6、动性、以及宗教的力量、中央政府的软弱、在较早的时机选择了选举式民主、民族和种族的多样性以及没有封建残余，特别是没有一成不变的社会阶层。　据说，这些特征已经产生了一个独特且持久的价值体系——“美国信条”（AmericanCreed），它着重强调“自由、平等主义、个人主义、民粹主义以及自由放任（laissez—faire）”。[12]Ldpset声称，“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崇尚精英和反对中央集权，仍然远甚于世界上其他民族”，而且，他们对宗教的笃信亦远甚于其他西方国家的公民，因为“有民意测验表明，在新教徒中，美国人最勤于做礼拜；在基督徒中，美国人则是最坚定

7、的原教旨主义者”（Lipset1996：61）。　当下援引这一思想的法律学术——Steiker、Poveda、Zimring、cGauthav．California案[38]中的判决标志着“任何希望最高法院会判决死刑违宪的念头都破灭了”（Brennan1986—87：321）。如果诉讼涉及不同的案件，或者由一群不同的大法官审理，或者在一种不同的政治气氛中展开辩论，那么判决或许就有所不同了。　事实上，审理Furman案的最高法院本来可以宣布一个确定的、宣告死刑无条件（simpliciter）违宪的意见，从而抵制随后的政治压力——正如其在第二年的Roe

8、v．cCleskeyv．Kemp（1987）案[43]所产生的系统的种族歧视的证据本来可以促使法院进行重新考虑。事实上，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