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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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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晚清民族主义性话语在近代教案344个样本中,除迷拐幼孩之外,因中国妇女与西方传教士发生性关系谣言引发的教案列第二位,共计20起1。 反教檄文的作者以中下层士绅为主,他们对基督教的反击主要集中在传教士的性道德上,这些性谣言汇聚于以当地绅民名义发布的公呈、公禀、文告、合议等宣传揭帖上。王明伦选编的《反洋教书文揭帖选》一书,其中以公呈、公禀、文告等名称出现的宣传品计123篇;《教务档》收录反教揭帖18篇,《张之洞全集》收录3篇,共计144篇,时间跨度从1861年至1901年。这144篇,每篇喧染的主题必“性”无疑。一、男权的失落 反教揭帖罗列的传教士的“淫行”,囊括人类两
2、性关系中最邪恶的各个方面,首先是乱伦,其次是滥交。(1)乱伦 作于1862年的《天主邪教集说》说天主教教义主张:“父死子可娶母,子死父可娶媳,亦可娶已女为妇,兄弟叔侄死,可互娶其妇,同胞姐妹亦可娶为妇”2。作为印证,同治八年的一份反教揭帖,杜撰了一个名叫艾正心的外国人的乱伦行为:“艾正心,西夷人,抆其母并抆其祖母,均有孕生子,一为艾儒述,一为艾儒略”3。艾儒略是意大利耶稣会士,明万历四十一年(1619)抵北京,历经上海、扬州、杭州、陕西、山西、福建等地传教。明亡后,艾儒略避乱至福建延平山中,清顺治六年(1649)卒于延平。艾儒略在福建二十四年,除宣教工作外,还广泛与闽
3、中文士交往,有“西来孔子”之誉。明天启二年(1623)艾儒略写成《职方外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地理观念。揭帖作者显然知道艾儒略其人,有意捏造他的身世,借以污辱其他传教士。(2)滥交 基督教的仪式、祭典在反教的中国文人眼中,无一不与“淫乱”有关,基督教每七日一礼拜的弥撒,中国人理解为“此日百工悉罢,老幼男女齐集天主堂,教主上坐,赞美先天教主之德。群党喃喃诵经,事毕,互相奸淫以尽欢”,“兄弟戚友,久不相见,见则互相奸狎”4。基督教徒的洗礼则是“教主必为亲沐浴,名曰净体,乘机用迷药,以便行奸”5。洗礼所用之水,则是妇女经水,“涂在脸上都不揩,走入堂中把神敬,名为洁面来朝圣”
4、6。反教小册子极尽铺张之能事,津津乐道于喧染传教士“行淫”细节,令这些反教宣传品看起来不像是指控书,倒像是色情小说。 在中国邪教史上,统治阶级除了担心邪教会反叛政府外,还指控邪教破坏了儒家倡导的男女之大防。《宋会要》庆元四年九月一日(1198年10月3日)臣僚言:“浙右有所谓道民,实吃菜事魔之流,而窃自抚于佛老,以掩物议,奸淫污移甚于常人”。秘密流传于民间的摩尼教,官方史书称其为“揉杂淫秽,霄聚昼散”7。后唐天成二年(927)六月七日敕会禁止,又说他们“夜聚明散,托宣传于法会,潜纵恣于淫风”8。放纵的性行为会直接危及到男权统治,不利于社会控制。 儒家存天理的前提是肯
5、定人欲之存在,所谓食色性也,男女饮食,人之大欲,这本身就包含着一种悖论,即不相信人能完全过着禁欲的生活。所以,市井小说常以和尚、尼姑的秽行作为人不能弃欲的范例,此种对和尚、尼姑的看法已成为社会刻板的印象。这可以从某些色情小说的名称得到印证,如《僧尼孽海》、《西天僧》、《云游僧》和《灯草和尚》及《水浒传》中的和尚裴如海等,鲁迅笔下的阿Q认为自己有权摸小尼姑的脸,其理由是“和尚摸得,我为什么摸不得”?更甚于此的是和尚、尼姑在小说中不仅是淫乱的化身,而且还以性力过于常人的形象出现,中国文学作品对和尚、尼姑这种定位从另一层面反映了社会对性的观点,即禁欲会导致极端性放纵和性变态。
6、 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和尚道士性犯罪的记录。乾隆二十四年,曾发生一起苏州治平寺淫僧案。苏州治平寺有二十二房,囊橐饶裕,造密室藏妇女,江苏巡抚陈宏密掩捕之,搜获妇女四人,二十二房内犯奸者有十四房,淫僧十六名,并供出被奸妇女二十五人。奏闻,械淫僧解京治罪,刑部请杖毙9。另一方面,官方舆论也强化了对和尚道士的不信任,一些卫道士们时常上奏请旨,严行禁止妇女进入寺院和道观。光绪十一年(1885),御史张燎因京师白云观,每年正月举行烧香拜会,“男女杂沓,并有闲房屈曲,静坐暗室,托为神仙,怪诞不经,请旨严禁”10。地方官则三令五申发布告示禁止妇女以烧香为名进庙入观,湖南巡抚卞宝第颁布
7、一则《示禁烧香》:“烧香结会,男女杂处,最为风俗人心之大害。”11社会对和尚性道德低下的刻板印象已根深柢固,面对这样的社会氛围,基督教作为外来的“邪教”,其传教士自然也是性道德低下之人。 不知始于何时,以天下唯我独尊自居的中国人却惟独承认洋人有超强的性力,明清小说中洋僧、番僧、胡僧,无一不是以向中国人传授采战之术的形象出现的。基于此点,中国人自然会得出洋和尚比土和尚更是邪淫百倍的结论。咸丰十一年(1861),四川《讨西洋教匪》檄文,根据阴阳五行说,推论出“洋人性属火,最好奸淫,凡从教人所生之子女,任其择选,不准嫁人,现今奉教者,鲜不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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