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教育民族主义的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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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近代中国教育民族主义的畸变民族主义是影响现代世界进程重要思潮之一，也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历史运动。本文通过考察国家主义的教育思想，以揭示教育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变异及其对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深刻制约。近代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18世纪欧洲的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是建基于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世界主义，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自由思想的时代”。在政治领域，人们不考虑财产、等级和民族观念，人们认为，“不管怎样，人就是人”。这种观念“把人们引向建立一个国际政府的世界主义的空想中去”。从法国大革命中生长起来的近代民族主义使世界主义的空想化为面粉，拿破仑的胜利进

2、军在整个欧洲“激起了强烈的爱国主义”［1］。教育民族主义开始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教育思潮。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民族主义教育迅速崛起，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教育指导思想上注重国家观念的培育，尤其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增强国家的凝聚力。第二，由于民族主义的目标定位是国家的强大，因此它在行政上具有追求中央集权的强烈趋向，表现在教育上就是国家对于教育发展的干预作用越来越大［2］，与教会在教育领域的关系日趋紧张。国家教育体制不断蚕食传统上由教会控制的教育领域，在初等义务教育方面尤其如此。欧美民族主义对教育的影响对于中国民族主义者无疑是极

3、富启示的。中国教育领域里的民族主义思想萌发于20世纪初年。罗振玉认为，“长国家之势力，增人生之知识必自教育始”[3]，他认为国家应从义务教育入手来确定教育方针，他说，如果不施行义务教育，“则国人不知国与民之关系，则爱国之心何由而生？[4]”梁启超也认为“教育之本旨在养成国民”[5]。出洋局学生总监督夏偕复更是明确地指出，教育之宗旨在“陶铸通国之民”，使全体中国人“皆自知为中国之民，皆有戴奉皇朝、扶翼国体，恢复国土、保卫同胞之思想，皆有人可尽死、国体不可稍缺之精神”。他指出，“19世纪各国皆用国民主义以排斥异族”，“我今日之学校，不可不用此

4、为教育也”[6]。从上述诸人的言论看，它们均包含民族主义的思想要素，但它们并未厘清民族主义与“国民主义”的区别与界限，后者既表现为一种政治民族主义，也蕴含民主主义之思想，关键看倡导者的立场，如立足为国家本位则是前者，如立足个人权利本位则为后者。概念上的混乱表明民族主义教育思想的不成熟。1903年9月《游学译编》发表《民族主义的教育》,从该文内容看既包括政治民族主义，也包含文化民族主义[7]。在教育民族主义兴起的同时，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也随之而生。尽管在英语里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同一个词，但在近代汉语语境里国家主义指的是那种以民族主义为唯一准

5、则，而排斥其它各种主义与思想的观念与主张。最早明确提出“国家主义教育”名词者可能是1906年《新民丛报》上的一篇翻译文章。次年七月初十《津报》发表《评平民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废兴》一文，将平民主义（即民主主义）与国家主义作为对立范畴提出，表明作者概念的清晰[8]。民国初年，刘以钟提出要教育采“相对的国家主义”，并对卢梭、洛克和裴斯泰洛齐等倡导的个人本位予以批评[9]。尽管国家主义的教育思想已经出现，但在思想界并不占主导地位，个别人的思想倾向还很难说是一种思潮。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真正蔚为大潮是在1923年以后，当时出现了以李璜、余家菊和陈启天为代

6、表的国家主义教育派，他们发文章，出专著，在报刊杂志上组织专题讨论，领舆论界一时之风骚。作为民族主义教育思想的一种极端形式，国家主义教育思潮兴起于20年代初不是偶然的，它既反映了一种世界性的教育趋势，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变化。一战结束后，“公理战胜强权”一度高唱入云，但巴黎和会的冷酷现实使部分知识分子很快认识到民族主义仍是各国行动上的主导原则，而国际主义和和平主义不过是纸上画饼。中国必须强盛起来，而要达此目标，教育实为非常重要之手段，必须借教育统一国民思想与意志。主张以国家主义为教育的根本宗旨，这是国家主义派的共识。国家主义派的领

7、袖人物之一余家菊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主张以“教育建国”。在他看来，各国均有其立国之精神，如独立自由之于英，民治主义之于美，平等搏爱之于法。既有立国之精神，则教育的职责就是传播这种精神但是中国的“数千年之立国精神，己由东西潮流之激荡而震撼，浅薄学说之摧残而消亡”[10],既然立国精神既失则人人相互倾乳，国家纷扰混乱，这是教育的根本问题[11]。从余家菊充满愤怒的言论里，我们看到国家主义从一开始就将矛头对准近代以来的“浅薄学说”，实际上是指除了国家主义以外的各种新文化思想与学说。这种以排拒文化交流与融合为主要取向的观点，鲜明地标示了国家主义

8、派的文化本位主义立场。但是，余家菊并没有说出什么是中国以往的立国精神，他关注的是现在如何处理这些使国人思想文化发生混乱的学说与主张。他说，值此“各种宗教，各种文化澎湃而上”之时，“如何使之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