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的涂抹：知识改变命运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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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力量的涂抹：知识改变命运的考察摘要：知识改变命运由一个确信无疑的命题变成一个需要审慎思考才能判断和把握的问题，这种改变意味着高等教育制造精英己经出现了合理性和合法性危机。这种危机的产生受国家力量的牵引，也与社会屮介力量的牵制以及高校自身力量的?B入有关。如何从国家力量、社会中介力量以及高等教育自身力量的互动中寻找确证知识改善命运的推动力量，如何卸除农村教育的功能阻滞，既需要我们重新思考高等教育保守与激进这两种对立品质的内在关联，也需要我们重新审视高等教育独立性及其与社会的协商与妥协关系，从而使高等教育真正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

2、者和个人社会地位的提升机。关键词：知识改变命运；学术精英；知识分子；国家力量；社会屮介力量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717(2016)06-0070-06“知识改变命运”通俗地表达了人们对高等教育制造精英这一使命的普遍性期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改变谁的命运和如何改变命运等问题把政府、高校、社会、家庭和个人都裹挟其屮，并包含各种或显或隐的较量和争夺。从争夺目标来看，精英高等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是争夺焦点，而大众化阶段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选择力成为广为关注的焦点；从争夺手段和过程來看，知

3、识或者能力作为竞争标识符的竞争逐步让位于多种资源（或资本）参与其中的复合型竞争，“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广告用语生动传神地描摹了终端筛选的教育竞争己经演化为全程性教育竞争。在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格局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的情势下，知识改变命运的实际效果则会影响全程性教育竞争屮农民的选择逻辑和农村教育功能的客观呈现。一、国家力量对知识改变命运的牵引我国是一个高等教育管理集权体制力量十分强大的国家，己经形成了一种政治（或政权）主导下的公立大学制度①。有鉴于此，高等教育对人才资源的预演分配通常需耍考虑是否符合国家的主导性需耍。而屮央或

4、地方政府的政策在高等教育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中会起着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比如，恢复高考三十年后，统招统分的制度己经离我们远去，免费加资助己经被全面收费替代。从积极方面看，放弃了统包统分的就业制度,大学生由此获得了自由选择职业的机会，可以更好地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从消极方面看，失去包分配的就业制度意味着大学生尤其是社会底层出身的大学生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走向职业社会的制度保障和安全感。因此，即使是就业政策变革这样一项看似简单的政府行为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复杂的社会后果，影响个体的命运起伏。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明确提出教育向工农开

5、门的号召，试图通过提高工农受教育机会来实现其“知识改变命运”的愿望。从历史事实层面看，这一举措对帮助提高工农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产生了一些积极效果。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这种通过政治力量干预实现的知识改变命运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存疑的。即便如此，仍然可以肯定，这种知识改变命运的政策性推动确实改变了许多非知识阶层出身人群的命运，并在既有知识分子身上呈现出另一种社会后果。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知识阶层常常被当作改造对象。比如，《共同纲领》就规定要“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1］。1951年在高等学

6、校开展的“三反”运动则拉开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序幕，而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先后就知识分子问题提出过“属性论”、“服务论”、“结合论”和“皮毛论”等观点，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影响相当深远。属性论把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归入小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的范畴［2］,进而把知识分子是否和工农结合当作区分知识分子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最后分界［3］。“皮毛论”则认为，知识分子是毛，它必须依附在社会各阶级的皮上。过去的知识分子依附在“五张皮”①上，而现在它只有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的身上。谁给它饭吃呢，就是工人、农民［4］。因此，新屮

7、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知识改变命运实际上是一个悖论性话题。文革则把知识改变命运进行了颠覆性改变。事实上，从1977年高考恢复到以后的历次高考改革都受政府权力的牵引。1977年恢复高考，我国开始探索出“专家论证、领导拍板和社会动员”的中国式社会行动的新路子，它成功地使政府意志快速转化为全民意志和行动，使知识改变（改善）命运很快成为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观。无独有偶，1999年的高等学校大扩招，在没有经过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在行政力量动员下突然发动，经济学家（比如汤敏，魏杰）的“科学论证”则给这次社会动员提供了“科学依

8、据”。而该行动确实能够帮助满足老百姓渴望上大学的强烈愿望，故具有广泛的社会接受度，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就这样不期而至，并以无与伦比的速度推进。如果从知识改变命运的角度来审视高等教育领域具有改革意味的行动，历次教育改革从改革推动者到改革承受者都没有试图改变这一命题性质或方向的主观故意，但教育改革的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