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修斯与西方古典文学的人文主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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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奥德修斯与西方古典文学的人文主义传统【】广义上的“人文主义”，是滥觞于古希腊的，“关心人、尊重人”的文化追求。所谓“关心人”的核心，是要关心人的精神生活；所谓“尊重人”的关键，是要尊重人的精神存在。狭义上的“人文主义”，则是繁荣于文艺复兴的社会思潮。其核心思想不外乎重视人性、强调理性，反对以神性压抑人性、以神学贬低理性，主张以物质调和精神、以现世取代来生等。当这种文化传统落实到文学创作，相应的文学传统便应运而生——从最伟大的“悲剧”（《荷马史诗》），到最伟大的“喜剧”（《神曲》），概莫能外。　　【关键词】奥德修斯；《荷马史诗》；《神曲》；人文主义　　　　伊卡塔王奥德修斯是希腊联军

2、的重要将领，是贯穿整部《奥德修记》始终的主要人物。他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屡建奇功。献木马计攻陷伊利昂城后，奥德修斯和同伴启航还乡，历尽劫难，终于在漂泊海上九年之后独归故土，和儿子特勒马科斯一起杀死纠缠妻子、挥霍家财的无耻求婚者，终于合家团聚。而在《神曲·地狱篇》中，奥德修斯却作为犯欺诈罪者，灵魂堕入第八层地狱第八恶囊之中，遭受酷刑折磨。同一个人物的命运，为什么不同的竟做出了如此不同的安排？既然观点大相径庭，为什么我们还说两部作品都秉承了“人文主义”的创作传统？且待下文分解。　　一、“悲剧”与“人文主义”：《奥德修记》中的奥德修斯　　悲剧是古希腊对人类文学的卓越贡献。毫不夸张地说，

3、一部悲剧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文主义”发展的历史。　　严格说来，《奥德修记》应该称为“史诗”。但是，《诗学》之中论及悲剧，多引《荷马史诗》为证。因此，史诗（尤指《荷马史诗》）与悲剧之间，无疑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共同因素。故笔者采用亚氏之说，以悲剧，或至少是“潜悲剧”论荷马。　　亚氏认为，“史诗和悲剧……有些是两者所同具，有些是悲剧所独有……史诗的成分悲剧都具备，而悲剧的成分，则不是史诗里都能找到的。”对于荷马，他毫不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词，认为荷马是“真正最大最卓越的创”，“神圣般地超过其他人”，是“第一个人”，是“最大的一位”。为何诸如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等伟大的悲剧作家都未能享

4、此殊荣，而史诗作家荷马却能获得如此程度的赞颂？亚氏曾经指出，“史诗的种类也应和悲剧的种类相同，即分为简单史诗、复杂史诗、性格史诗和苦难史诗；史诗的成分（缺少歌曲与形象）也应和悲剧相同，因为史诗也应有突转、发现和苦难。”这样，一切不言自明——荷马的史诗创作和亚氏的悲剧理论相当契合。从形式上来看，史诗可以摹仿很多行动、包含很多情节，但无论简单史诗《伊利亚特》，还是复杂史诗《奥德修记》，都只摹仿一个行动；从情节上看，《荷马史诗》完全具备“突转”、“发现”和“苦难”三个要素。　　所谓“悲剧”，“不一定要有我们今天的悲惨结局，它的结局一般都是平静而和解的。”“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

5、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这种理念，颠覆了柏拉图“艺术摹仿自然”的哲学框架，把“人”提升到了突出地位。这样一来，便促使人们将目光从倾心自然转向审视社会，将信仰从膜拜神祇转向瞩目自身，将希望从企盼来世往生转向关注现实生活。他认为，作为人性的固有部分，感情和欲望生而有之，不应也不能被忽视甚至禁锢，而悲剧恰好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性的这一需求。这是因为，悲剧能够“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也就是说悲剧能够宣泄怜悯、减轻恐惧、陶冶感情、制造快感，对于社会道德具有良好的教化作用、对于个人品性具有良好的规范作用。亚氏本人也相当重视悲剧的教化和规范作用，他指出，“第一，不应写好人由顺境转入

6、逆境，因为这只能使人厌恶，不能引起恐惧或怜悯之情；第二，不应写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因为这最违背悲剧的精神，不符合悲剧的要求，既不能打动慈善之心，更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第三，不应写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种布局虽然能打动慈善之心，但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综上所述，亚氏对于悲剧作用的阐释明确了他艺术为人服务的功能指向；对于悲剧实质的定义体现了他追求人性解放的道德趋向。　　《奥德修记》采取的是双线并进的叙事方式——一条线索是特勒马科斯蒙雅典娜相助外出寻父；另一条线索是奥德修斯蒙宙斯恩典辗转还乡——两条线索因父子相认而最终汇合，全诗依照线索，有序展开。亚氏评价，荷马“与这些

7、人（其他史诗）不同，不仅从艺术上，而且从创作本质上皆相信见到一道好的光芒。”荷马严格按照“突转”“发现”“苦难”三重标准展开叙述，重点描述了奥德修斯还乡途中遭受的磨难和困厄。这些磨难和困厄来自各个方面：来自神、来自人、来自自然……然而，荷马并非单纯为了描写苦难而描写苦难，而是旨在通过苦难表现奥德修斯执著的追求、顽强的精神与无畏的抗争。正因为人文主义所瞩目的是“人”，所以恰恰是通过这种执著的追求、顽强的精神与无谓的抗争，奥德修斯的英雄形象才显得血肉丰满，荷马史诗的人文主义才显得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