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旅游族群性历史发展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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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外旅游族群性历史发展和研究“ethnicity”(族群性)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是民族-国家视域下族群关系日益复杂化的产物。族群性既是文化人类学的学科术语，也是其传统研究对象，但自20世纪60—70年代民族旅游兴起以来，族群性成了旅游影响效应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层面，罗伯特·伍德(RobertE.ichaelHitchcock)的“旅游与族群性：情境论视角”。希区柯克通过对族称、族群-民族主义、旅游者刻板印象的阐述，揭示“第四世界”人群对旅游的情境性(工具性)适应策略，从而总揽族群边界创造、维持与变化的复杂过程[8]。这两篇综述性论文共同反映了一个

2、现象，即族群性浸润在旅游的许多层面。但无论是伍德所偏重的族群性、旅游与其他社会活动的关系研究，还是希区柯克曝露的族群对旅游资本效应的追逐，本质上都是范登伯格“民族旅游可以促发族群性的再创造”之论断的印证、演绎和延伸。综观旅游族群性的研究历程，其轨迹是与世界旅游发展状况(尤其民族、遗产旅游)相呼应的，研究偏好是个案研究，研究对象涉及全球多种文化人群。20世纪80年代是旅游族群性研究的发轫期，90年代是积累期，族群理论是研究的重要依据，因此，研究者多具有文化人类学、人文地理学或社会学背景。但不能判定在这一领域是否已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因为对于一些研究者来

3、说，旅游族群性只是他们的偶然涉入。由于所搜集的文献截止于2003年，在此之后的论文只涉及2~3篇，因此我们所勾勒的旅游族群性研究历程不代表2003年至今的研究概况。但就2010年纳尔逊在日本金泽组织的“东亚旅游中的族群性与国家主题研讨会”(ExploringEthnicityandtheStatethroughTourisminEastAsia)所征集的论文来看，范登伯格关于旅游族群性的原创观点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2国外旅游族群性的研究概述吴其付曾经从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地方族群的文化认同、地方族群的文化变迁、民族艺术品的转化与复兴

4、4个方面总结了英语文献中的旅游文化认同研究[9]，文章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发，但认同只是族群性的一个层面，不足以代表整体的旅游族群性研究。因此，参考理查德·詹金斯(RichardJenkins)对族群性的理解，扩大英文文献的考察面，从文化差异、“主-客”互动关系、族群认同的建构3个方面来把握相关研究成果。出于方法总结的考虑，对于英文文献中的旅游族群性研究，没有采用一一罗列的方式，而是以解剖典型案例和凸显代表性观点为主，以便从中抽象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2.1文化差异根据文化人类学原生论、文化论、工具论或边界论的共识，族群得以区别于他群的一个重要标识是文

5、化差异。在民族/遗产旅游中，文化差异是旅游吸引力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乌尔夫·汉纳茨(UlfHannerz)说：民族旅游是将文化多样性视觉化、结构化的主要模式，同时它亦生产出多样性[10]。但文化差异的旅游化激起对文化商品化与文化真实性问题的长期探讨，原因在于文化商品化导致地方、族群文化的加速变迁，新质文化与原生文化严重脱节而引发真实性争辩，而真实性问题可能导致游客与族群成员的文化认同危机。开拓这一研究领域的是历史学家布尔斯廷(Boorstin)和社会学家迪安·麦坎内尔(DeanMacCannell)，但最早把商品化和真实性放到一起来谈的是人类学家戴维

6、·格林伍德(DavyddGreenakingthemselvesup)的过程之中[12]。如今，“阿拉德”仪式的研究意义已超越案例本身，它隐喻一段对文化商品化和真实性变迁的判断历程。1988年，文化商品化与真实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埃里克·科恩(ErikCohen)那里得到升华，科恩提出“渐变真实性”的概念，认为文化商品化是文化变迁的必然过程，曾经失真的事物可能会逐渐被认可为真实[13]。这一观点后来得到许多案例研究的印证。在族群文化差异的研究历程上，有一些经典案例值得一提。一是马乔里·埃斯曼(MajorieR.Esman)对迪安·麦坎内尔“舞台真实”理

7、论的逆运用①。埃斯曼调查的凯金人是18世纪末从今天的加拿大新斯科舍(NovaScotia)流亡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国人后裔。自20世纪50年代始，凯金文化经历了飞速的涵化历程，埃斯曼指出凯金人的文化涵化先于旅游，但标志凯金文化差异的音乐形式、节日、娱乐精神、语言等却在旅游“舞台”上得以复苏并强化，这导致凯金人变成自己文化的“内部旅游者”(internaltourism)，他们和那些外来旅游者一道探索凯金文化的神秘性。埃斯曼认为，东道主通常会提供一个“前台”给旅游者以保护“后台”生活世界的真实性，但凯金人的“前台”却保护了其原生的传统文化，从而掩盖了

8、“后台”上演的标准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图景[14]。二是范登伯格自20世纪70年代就一直关注的南美洲土着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