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治精神”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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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治精神”与“术”：两千多年来，皇权与相权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政治的核心部分。一个朝代的宰相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治理的效果。若是对乱世或者治世进行追根溯源，最终基本都能找到宰相制度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宰相制度从尧舜时初现雏形，秦汉时基本是三公九卿制，魏晋、隋唐及两宋都属于三省六部制这一大类，而明清的废相更是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让我们看到了宰相制度对于一个王朝的基础性和核心作用。　　在宰相制度的长期变迁中，我们看到了士大夫欲与帝王共治天下的精神。在很多朝代，并不存在有力的宰相制度能够让士大夫敢于直言和行事，但是共治作为一种精神，却是存在于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或是明

2、君，或是昏君，共治精神却光辉璀璨，世代相传。　　关键词：共治精神；术；皇权；相权；公天下；家天下　　：D6：A：1009-0118（2011）-03-0-02　　　　关于相权或者宰相制度最早出现于何时这一问题，在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中存在争论。一方引用《尚书》，认为宰相制度起码可以追溯至尧舜时代，他们认为尧舜时期的禅让制度，不仅仅是最高权力的接替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宰相制度。因为在尧在禅让王位之前，对舜进行了三年的考核，在接受考核的三年中，舜承担了国家职能相当大的部分，在事实上是尧的宰相。与之相反，另一方认为，中国皇权与相权的出现，应该始于秦朝这一大一统帝国。此派认为有

3、两点论据可以支撑这一观点，一是秦朝实行郡县制，建立了严格意义上的官僚制度，三公作为官僚制之首，代表了官僚制与皇权的相辅相制；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尚书》多经后人添加删改，不足为信，带有一定的传说成分。　　笔者认为，宰相制度是官僚制度的顶层构造，代表了社会以及士大夫阶层与皇权的相辅相制，可以称作“共治精神”。而中国的历史，可以划分为公天下和家天下两个时期。公天下是指夏商周和秦朝以前，此时期中，社会中的才德兼备之人被选拔作为宰相，若政务主持较为优异，则接任为王。因此，在公天下时期，共治不仅仅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更有实实在在的制度上的保证。家天下之后，宰相的地位从大的趋势上讲是不

4、断下降的，皇权则是趋于专制。《尚书》虽经删改，但所载之事大致有之，作为理解“共治精神”而加以引用，笔者私以为也是可取的。　　一、“皇权”与“相权”语义的界定　　嬴政建立秦帝国以后，命群臣“议帝号”。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认为，秦王嬴政的功业已经超过三皇五帝，嬴政大以为然，于是取“三皇”一个“皇”字，用“五帝”一个“帝”字，创造了“皇帝”一词，而自称是“始皇帝”。皇帝一词本身就代表了家天下历史中皇权的绝对强势，《太平御览·皇王》部引《尚书》曰：“帝者天号，王者人称，天有五帝以立名，人有三王以正度”，“皇”字则是形容词，有“光”、“大”、“美”的意思。因此，后世将

5、皇帝称作“天子”，实质上是对皇帝“天”的身份所进行的有意或无意的掩饰。　　与“皇帝”一词相比，“宰相”“相权”则是被动、弱势很多。“相”的意思是辅助，“宰”的意思是主宰，综合说来，“宰相”的意思是辅助帝王主宰国政。春秋战国时候，诸侯争霸，抬高了士的地位，出现了“处士横议”的盛况。“相”的用法最初是动词，所谓“某人相某国”，至战国后期，则表述为“某国以某人为相”，这两种表述代表了宰相的地位在一国中的变化——士族丧失了决定诸侯争霸成败的主动性，而被动寄身于国家的官僚机器之中。在历史转入家天下时，相权开始被动。秦始皇听信李斯，处死韩非，“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处士横议、宰相决

6、定王侯成败的历史场景如昙花一现，君相能够在相对平等的条件下对弈的时代随着秦兵战火的蔓延而渐行渐远。”　　进入家天下之后，士大夫的共治精神遭到压制，相的地位从大趋势上讲是下降的过程。造成这一状态的根本原因是家天下之中皇帝的绝对权力，较为技术性的原因则是皇帝不断用“术”：每当宰相权力坐大之时，皇帝就会从改变制度以削弱相权。　　二、皇权与相权的变迁　　（一）公天下视角下的皇权与相权　　《尚书》记载，尧拒绝传位于自己的儿子丹朱，因为丹朱并不是忠信之人，而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出身卑微的舜以考查舜的才能。之所以认为舜为尧的宰相，是因为舜在接受考查的三年中，实质上行驶了宰相的职能，

7、“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翻译成现代文，也就是说，尧先使舜负责推行德教，舜便教导臣民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美德指导自己的行动，臣民都能听从这种教导而不违背；然后又让舜总理百官，百官都能服从命令，使百事振兴，无一荒废；又让舜在明堂的四门，负责接待四方前来朝见的诸侯，舜使诸侯们都能和睦相处；最后使舜进入山麓的森林中，经受风雨的考验，舜在烈风雷雨中也没有迷失方向。　　这些职能囊括了教民、领官、外事、军事等方面，职权广泛，汉时的宰相与此时比较相似，职权也较为广泛。夏、商、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