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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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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说”应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哲学的讨论不时出现一些热点问题。而“研究范式”的讨论就属于颇引人注目的一个话题,前有所谓的“合法性”问题的争论,后又有“反向格义”问题的热议作为中国哲学史教学和研究者,对以上的讨论不可能不关心。但至今为止,我所持的态度是以学习为主,多看、多听。当然,间或也生出一些个人看法或体认,对有的观点颇有“于我心有戚戚焉”之感对有些说法则很难苟同,但没有发表过什么正式的意见。原因在于我一直以为,此等讨论对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虽有一定的意义但总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一不解决问题。记得北宋中期的程
2、颢因不能认同王安石的学问,曾当面批评他做学问如同“对塔说相轮”先生尝语王介甫曰:“公之谈道’,正如十三级塔上相轮,对望而谈曰,相轮如此如此,极是分明。如某则戆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寻相轮,辛勤登攀,逦迆而上,直至十三级时,虽犹未见相轮,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实在塔中,去相轮渐近,要之须可以至也。至相轮中坐时,依旧见公对塔谈说此相轮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说“道”云我知道有个‘道”如此如此。只佗说“道”时,已与“道”离。佗不知“道”只说“道”;只说“道”时,便不是“道”也王安石之学是否就如明道所言无关本文宏旨,在此不必讨论。我引此典故的用意在于
3、说明一个事实:如要想真正建设和发展中国哲学学科,使之成为一种可理解的、可沟通的“普遍哲学”就必须落实到具体的研究和实践之中,最终则必须体现在实实在在的研究成果之中。否则,就难免会有“对塔说相轮”之嫌。而“对塔说相轮”的结果,终究不能得其“道”;更有甚者,“对塔说相轮”久了、多了,容易变成‘玩弄光景”。所以我坚信,今天对我们更重要的应该是如程颢所言,要“直人塔中”只要“实在塔中”、“辛勤登攀”就会“去相轮渐近”,总有“可以至也”的一天。由此看来,研究的范式不妨多元,既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可以用“内在理路”的方法;既可以用思想史的方法,
4、也可以用诠释学的方法;既可以用现象学的方法,也可以用语言哲学的方法;既可以用“反向格义”的方法,也可以用经学的方法……只要不至于产生误角解又不影响到理解解使用什么方法都不应该成为问题。因为语言与手段在这里不是最重要的。即使不满近百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认为那些都是些“汉话胡说,,’要来个原汁原味的“汉话汉说”用具有考古意义的中国传统语言来表达中国哲学的寓意,那也不妨一试,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语言与手段,而在于如何做及做得如何。究竟做得如何?并不是研究者个人说了算的,因此,研究者可以操控的只能是你“如何做”这一点。而关于如何做中国哲学,那又是
5、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笔者所陈不是什么新论,更谈不上高论,只能算是个人的一点体会。我以为,做中国哲学首先是取法要正。“正”其实很简单就是正视、正说,从正面来研究先人的思想;不要偏,不要带上各种各样的‘服镜”来研究中国哲学。我之所以强调“正”这一点,是因为自中国哲学这个学科诞生之日起,许多人一直未正视历史上的中国哲学思想,而总是戴着一副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所以往往误解、扭曲了我们先人的思想。所谓有色眼镜,主要不外乎两种价值判断,一是全盘肯定,凡古皆好,颂古非今;一是全盘否定,中国哲学就是落后的、反动的代名词,不利于
6、我们的现代化发展。相比较而言,近百年来基本上是后者大行其道,前者一直很弱,只是晚近以来才似乎稍有抬头。为此我主要讲后者。我们知道,中国哲学学科诞生于“五四”前后。当时一些最激烈的反传统人物如陈独秀、鲁迅、吴虞等人就不必提了,就拿写出第一本有影响的中国哲学著作的胡适来说吧。胡适确实比较重视“整理国故,,’但他所存的却是一种“捉妖”、“打鬼”的心态,如其所言:哦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Paseu)发见的种种病菌”。所以,他‘整理国故’的目的是“想采取科学方法,把那几千年的烂账算清楚了,报告出来
7、,叫人们知道儒是什么,墨是什么,道家和道教是什么,释迦达摩又是什么,理学是什么……”是“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本来1不过如此’,我所以还他一个不过如此’”。从上可知胡适的真正用意是要给“国故”来上“最后的一刀”然后让年轻人一心一意去寻找“新知识新道德,胡适的这种心态具有明显的情绪化和片面化倾向,在“五四”前后那个特殊的历史语境下,这样的情绪化应该说不难理解解因为当时的中国人遭遇了太大的外部环境的压力。但是,原谅其历史的合理性并不等于承认其批判的合理性。反之,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心态上的不平衡和运思上的片面性,“五四”前辈的许多
8、文化批判多半停留在一些激进和空洞的呐喊上,缺乏一种实事求是的而具体分析和理性的批判态度。更应指出的是由此而带来的极大的负面影响,逐渐形成了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都是过时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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