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鸿儒科”与康熙诗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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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博学鸿儒科”与康熙诗坛内容提要：康熙十八年（1682）举行的“博学鸿儒科”，堪称清初诗坛格局转变的关捩。很多遗民诗人纷然应征与出仕，使遗民阵营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从而引发了诗坛创作主体的消长、诗坛重心的迁移以及诗坛盟主的代兴。五十鸿儒，在其后的翰苑唱和中，极力地应和了统治者在诗学上潜在的诉求，倡导“宗唐抑宋”的诗学倾向，歌赞黼黻康熙盛世之音。但是，由于身份意识和客观境遇所制，在鸿儒的诗歌中并没有现出真正的“盛世气象”。尽管如此，鸿儒的诗学取向和创作得失，对当时同在翰苑的王士禛的“神韵”诗学——即康熙朝的“盛世元音”的形成，产生

2、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博学鸿儒科康熙诗坛宗唐抑宋盛世元音　　康熙十八年己未（1682）开设的“博学鸿儒科”，是清初政治史、文化史上的大事。此举不仅X罗到大批经儒硕彦，一定程度弥合了满汉裂痕，而且对学术的走向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代抡材大典，前辈学者对其关注甚多，但与此科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相比，可待研究之处仍不少。诚如细致梳理过该科研究史的张亚权所说：“康熙博学鸿儒科与《明史》纂修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认识？‘鸿博’征士应举前后的心态有何不同？征士前后诗文创作的主体、风格有何变化？‘鸿博’特科与清初政治及学术文化关系如何？诸如

3、此类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就已经公开发表的成果而言，我们还未能看到令人满意的专题论文和研究专著。”基于此，本文试图以“博学鸿儒科”为切入点，探讨该科对康熙诗坛的走向所产生的影响，希冀对深入挖掘该科的文学史意义，描述出康熙诗坛的风貌，略有助益。　　“博学鸿儒科”与明遗民出处心态的变化　　清朝定鼎燕京后，为招徕人才、安抚人心，即沿袭明制，开科选士。大批前明官员变服易冠，悉入其彀，时论即有“一队齐夷下首阳”之讥。但以名节相高、坚拒新朝者，仍在数不少。《清史稿·选举志》云：“顺、康间，海内大师宿儒，以名节相高，或廷臣交章论荐，疆吏备礼敦

4、促，坚卧不起。”前朝遗民之抗章辞荐，意在谨守华夷之辨，图复正朔，故而满汉对峙、朝野离立的局面，尤使清初政坛波谲云诡，翻覆迭变。康熙亲政后，着力肃清保守势力，重用汉族文士，以缓解满汉矛盾，先后数次下诏征辟文士，至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儒科，更将此举推至高潮。康熙开设此科之目的，明为“求贤右文”，实则收揽人心，以消弭满汉对立。是时，清朝政权建立达三十余载，复明之望基本已趋幻灭，时移势易，在清廷的敦促利诱下，遗民的出处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　　康熙十七年正月清廷颁布征举令后，确有不少遗民或以衰颓病痛，或以奉亲守孝为由，竭力辞征。例如，李颙

5、闻荐后，前后七上辞书，极言朽困之状：“仆受逼不过，深不欲生，滴水、粒米不入口者五昼夜”，并告诫儿子说“倘见逼不已，惟有一死”！顾炎武亦称：“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黄宗羲则以老母年高力辞，说：“若复使之待诏金马，魏野所谓断送老头皮也。”披读遗民以上言辞，甚觉这“崇儒重道”的博学鸿儒科，对他们而言，不啻为风刀霜剑；而他们誓死不出之举，则无异于坚守着遗民最后的壁垒。正因征聘受到如此之阻力，康熙加大了X罗力度，数次谕告吏部敦请各省地方官催征，其严厉之状，几不容遗民有逃遁之机。至有“病极待死”之傅山，虽再三

6、辞荐，仍被“有司令役夫舁其床以行”。　　然而，遗老耆宿的子弟们却没有和他们一样坚守志节。据杨海英统计，最终选中的五十鸿儒中，前明故臣子弟有15人，占33%强。故臣子弟多成长于新朝，亡国剜心之痛不如父辈，对清廷的敌视态度自然更轻一些。同时，清廷亦并非一味强征、敦促，而更侧重怀柔、安抚的手段。他们不仅未迁怒于那些拒不仕清者，反而对先期至京者予以优待，按月给予柴炭、银两。在此种背景下，除少数几人外，绝大多数征士均表现出很强的进取欲，有的甚至还“婉颜卑词，望走朝贵之门，伺阍人喜怒以为欣戚”，绝无高蹈名士之状。而那些本想“走过场”者，心

7、态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例如，故明贵介公子严绳孙，二十余岁即弃诸生，脱然尘埃之外，士林皆高其行。闻荐后，绳孙贻书京师诸公，表达了“欲全草泽之身以没余齿”之志；御试之日，仅赋《省耕》诗而出，冀被放归。然康熙素念其家世，谕阁臣曰：“史局不可无此人”，试列二等。盖因康熙之洪恩，绳孙拜职后，有诗云“懵学岂堪参作述，承恩始自悔内容提要：康熙十八年（1682）举行的“博学鸿儒科”，堪称清初诗坛格局转变的关捩。很多遗民诗人纷然应征与出仕，使遗民阵营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从而引发了诗坛创作主体的消长、诗坛重心的迁移以及诗坛盟主的代兴。五十鸿儒，在其

8、后的翰苑唱和中，极力地应和了统治者在诗学上潜在的诉求，倡导“宗唐抑宋”的诗学倾向，歌赞黼黻康熙盛世之音。但是，由于身份意识和客观境遇所制，在鸿儒的诗歌中并没有现出真正的“盛世气象”。尽管如此，鸿儒的诗学取向和创作得失，对当时同在翰苑的王士禛的“神韵”诗学——即康熙朝的“盛世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