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江苏省农民银行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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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抗战前江苏省农民银行述论;内容摘要相比较而言，江苏省农民是抗战前经营最好、成绩最为显著、对贡献最大的银行。尽管江苏省农民银行在对农村放款过程中，也存在合作社放款变成高利贷，农业仓库主要为地主和商人所利用等弊端，但是通过江苏省农民银行的放款，从城市向农村倒流了一部分现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枯竭。同时，合作社和农业仓库对农村发展与农村改造也做出了些微贡献。建立现代农业金融体系，改变农村借贷格局，使农民摆脱高利贷的剥削是一个综合工程，农业银行不能单独肩负这个重担。　　　　关键词江苏省农民银行农村金融合作社农业仓库高利贷　　　　　　建立现代农业金融体系，改变农村

2、借贷格局，给农民提供方便低息的借款，使其摆脱高利贷剥削，是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复兴农村的重要措施之一，过去学术界的研究多集中于农村合作方面，对农民（业）银行自身缺乏具体的探讨，本文从农行机构的建立、主要业务的开展和对农村经济的影响等方面，对抗战前的江苏省农民银行作初步探讨。　　　　　　一江农行的缘起与机构的发展和完善　　　　清末民初合作主义思潮开始传入中国，孙中山、廖仲恺、戴季陶、胡汉民、叶楚伧等国民党人对其早有注意，并作过一些探讨。孙中山称赞合作社是实现分配社会化和消灭商人剥削的好办法，廖仲恺曾就利用合作社解决分配问题做过详细论述，戴季陶还草

3、拟了合作方案，交给胡汉民让其在广东实行（未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陈果夫深受薛仙舟影响，醉心于合作，对南京国民政府开展的合作运动作用犹大。1927年4月定都南京后，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士便积极倡导建立农民银行，推行农村合作，陈果夫授意薛仙舟起草《全国合作化方案》，其中就提出应设立全国合作银行。　　　　江苏省政府1927年成立后，鉴于农民的痛苦以及亩捐征收的纠葛，在6月9日江苏省第十四次政务会议上，建设厅厅长叶楚伧、厅厅长张寿镛提议，将孙传芳征收未完的两角亩捐，作为江苏省农民银行（下文简称江农行）基金继续征收，并提出几项办法：一、取消孙传芳时代之特捐亩税办法，二

4、、征收农民银行基金，其数额及征法与亩税相同，三、已征收之亩税，准农民以收据作农民银行基金，四、基金收足四分之一后，即行着手筹设农民银行[1]。该办法呈报中央后，经中央会议核准，分令财政、建设两厅将江农行营业区域、组织方法会同筹拟。同年8月，省政府聘请薛仙舟为农行筹备主任，后因其病故，10月改聘马寅初、唐有壬、过探先等为筹备委员，并于同月成立筹备委员会。1928年2月监理委员会成立，负责审定章程、保管基金和推选总副经理，7月16日江农行正式开业。　　　　江农行的组织分为和监察两大部分：行政部分以总行为最高机关，下设分行、分支行和营业处，总行总揽全行事务，并指

5、挥、监督各分行。监察部为监理委员会，其职权为基金和监督业务，对农行除每月底审查营业报告外，每半年结账及全年结账时，还要负责审核盈亏状况，并上报省政府。江农行总行成立后，即行着手设立分支行。依照监理会决议，报解监理会保管的基金实数在应征六成以上各县，由总经理提议，监理会核准，即可设立分行或代理处。　　　　江农行自1928年成立，到抗战前夕共设立77所分支行及办事处[2]。由于亩捐缴纳情况不同，分支行及办事处之设立也极不均衡，江南地区有总行1所，分支行17所，淮扬地区4所，徐海地区2所；江南地区办事处29所，淮扬地区17所，徐海地区5所[3]。不仅分支行和办事

6、处分布不均衡，而且设立时间也有先后，1933年以前几乎全部集中于江南地区，此后江北地区才渐次设立，1935年后大幅度增加。　　　　江农行资金主要来源于基金和存款两部分。基金部分由孙传芳时期经征未完的亩捐拨充，共计应征10829807元，除去孙传芳已征及抵借部分，尚应征500余万元。自1927年5月到1930年6月止，共解库222万余元[4]，不足应征半数，其原因是缴纳亩捐的县份以江南各县为主，江北地区徐海各属均未缴纳，淮扬地区也只缴纳一半[5]。但随业务扩大，江农行现有基金不敷周转，1935年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下令财政厅划拨宿迁骆马湖官田万亩，以最低田价

7、估值万元，作为该行资本。同年各县陆续缴解亩捐56万元，省政府又拨还旧欠31万元，基金合计实收393万余元，经监理委员会核定，将江农行资本总额确定为400万元，并获财政厅批准，同年财政厅下令停止征收亩捐[6]。资金来源的第二部分为存款。由于该行成立期短，存息又低，吸收存款甚属不易，但经多方努力，存款逐年增长，存款余额（即存款总数扣除各种存款提取数，再加上定期存款）1928至1929年为5万，1930年29万，1931年129万，1932年上期94万[7]，1933至1936年分别为147、541、964万、1508万[8]，1937年上期达1770万[9]。

8、由此可见，江农行存款自1931起大幅上升，其数目1934年后远远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