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imf和美国财政部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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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与IMF和美国财政部的冲突我与IMF和美国财政部的冲突我与IMF和美国财政部的冲突我与IMF和美国财政部的冲突我与IMF和美国财政部的冲突我与IMF和美国财政部的冲突我与IMF和美国财政部的冲突我与IMF和美国财政部的冲突我与IMF和美国财政部的冲突我与IMF和美国财政部的冲突我与IMF和美国财政部的冲突我与IMF和美国财政部的冲突我与IMF和美国财政部的冲突在西雅图、达沃斯和华盛顿游荡过的“幽灵”又出现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这次它真的成了幽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抗议者抬着白色十字架，在布拉格举行仿真葬礼

2、，谴责这两个国际组织每天导致数千儿童死亡的政策，要求埋葬这两个组织。它们同警察发生了冲突，最后逼得年会提前一天结束。　　这两个组织是全球化运动的主要体现者。示威者正是在反对全球化的意义上举行抗议活动的。客观地讲，这两个组织并不与“人民”直接打交道，而是与他们的政府打交道，它们的政策只是通过各国政府才行得通。但是这两个组织处处遭到抗议，恐怕并不是相关国政府策动的，那么这就说明它们的政策确实存在问题，在专家圈子里，这两个组织也不断受到质疑。这篇文章就属于专家的质疑。本文作者为国际著名经济学家，1996－1999年任世界银行首席

3、经济学家，因与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组织在政策上的分歧，被迫辞职。本文回顾了这一冲突。该文写于今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会议之前一周。　　1996－1999年11月，我在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在此期间，全球经济经历了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我亲眼目睹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国财政部一起，先后如何应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令我惊骇！　　那次全球经济危机，于1997年7月2日首先在泰国出现。东亚国家经历了将近30年奇迹般的发展：收入大增，健康状况得到改善，贫困现象大幅度减少。不仅识字率大幅提高，而且在科学以及数学的国际竞赛中，这

4、个地区许多国家的表现都超过了美国。其中有些国家甚至在30年里没有经历过一个年度的经济衰退。　　但是，灾难的种子早已经种下了。在90年代初，东南亚国家实现了金融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并不是由他们需要吸引更多的资本（储蓄率已经达到30％甚至更高），而是由于国际压力，其中一部分来自美国财政部。这些变化带来了大量短期资本——与投资于类似于工厂等项目的长期资本不同，这种资本总追求在第二天、第二个星期或者第二个月获得最高回报。在泰国，这种短期资本的流入带来了一场不可持续的房地产经济泡沫。而且，与此同时，全世界的人们（包括美国人）都已经

5、痛苦地认识到任何一次房地产泡沫最终都将破裂，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正如这些资本突然流入一样，它们也突然流出了。当所有人都试图撤出资本的时候，导致一个经济问题，一个很大的经济问题。　　上一轮经济危机，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拉丁美洲。当时大量公共部门赤字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急剧的通货膨胀。在那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正确地实施财政紧缩（平衡预算）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它把那些政府实施这些政策作为获得援助的先决条件。因此，在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泰国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基金会的首脑说，紧缩将重建人们对泰国经济的信心。当危机发展到

6、其他东亚国家时——并且当这些政策的失败已经很明显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是眨眨眼，给每一个到门口求援的国家开出同样的药方。　　我当时就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与拉丁美洲国家不同，东亚国家本来已经实现了预算盈余。在泰国，政府已经实现如此之大的盈余，导致在更需要的教育和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不足。这两者对经济增长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亚洲国家已经实施了偏紧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率很低并且还在下降（例如，在韩国，通货膨胀率只有4％，这是很不错的）。与拉丁美洲不一样，问题不在于鲁莽轻率的政府，而在于鲁莽轻率的私人部门——所有那些在房地产泡沫中

7、赌博的人们，例如，银行家和借贷者。　　在这种情况下，我担心，紧缩政策无法复苏东亚经济——会把他们推入衰退甚至萧条。高利率会摧毁高负债的东亚地区企业，导致更多的破产和坏债（default）。压缩的政府开支只能使经济更加萎缩。　　于是我开始游说改变这种政策。我向斯坦利。费西尔（Stanley　Fisher）谈了我的看法。他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曾经担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教授以及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后来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经营副主管。我与世界银行中可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联系并发生影响的同事会面，鼓励他们尽其所能去说服国际

8、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僚们。　　用我的分析去说服世界银行的人们是容易的，然而，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意几乎不可能。当我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级官员谈我的意见时——例如，解释高利率会怎样增加破产，因此使得重建对东亚经济的信心变得更加困难，他们刚开始只是抵制，然后，当无法提出一套有效的反驳时，他们退回到另外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