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艺博会--罗江的“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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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3深圳艺术博览会·罗江的“独行”罗江的“独行”——兼谈当代写意人物画     评论者多用“红土艺术”“生命意识”“苦涩美感”一类词汇描述彝族画家罗江的作品，我有些疑问。居住在云南红土高原的不只是彝族，他们的画或画他们的画是“红土艺术”吗？分布在云、贵、川各省区的彝族，不都居住在红土地上，他们的画或画他们的画还是不是“红土艺术”？说是或不是，恐怕都有些为难。“生命意识”“苦涩美感”是很时兴的词汇，但有各种各样的“生命意识”和“苦涩美感”，许多画家的作品被这样形容，他们有什么区别,而罗江的作品又属于哪一种、哪一类呢? 罗江《月光》     我们不能单

2、从民族属性和土地颜色判断和解释艺术和艺术家。罗江的作品固然与他的彝族身份有关，也与他的经历和个性分不开；与他生活的地域有关，更与他从事的中国画专业有关。罗江先后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湖南工艺美术学院、中国画研究院刘大为工作室，长期在云南画院从事中国画创作；易言之，罗江的幼年、少年时代是在楚雄度过的，但更多的时间生活在上海、长沙、昆明和北京,其主要的思维与表达方式是汉语和笔墨。他自述说：“少年时画画是因为觉得好玩，随便拿个什么东西在地上墙上纸上涂涂就有了成群的牛羊、一树的小鸟、满天的云彩和自己喜欢的东西……，后来因为年龄，因为读书，因为认字，因为

3、知道画画是艺术、是文化、是思维创造、是气质、修养、观念、趣味，于是画画于我就成了生命的需要、精神的需要、情感的需要。”（《注定独行》）从这段话可知，罗江的民族身份和少年记忆与后来的读书、画画和文化修养合为一体，前者为他提供题材，激发他的灵感；后者给予他思想、理解力、艺术语言和技巧，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包括民族性格在内的个性气质与艺术创造有密切关系，但也因环境、教育、经历而变化。中国画是超越个性和地域局限的艺术传统，具有涵容民族与地域个性的能力。对此，罗江有清醒的认识，他说：“每一个生命都必须决定，自己适应什么。我选择了中国画营造自己的艺术天地。在中国艺术

4、的历史长河中，国画以它特有的色彩风貌辉耀华芳，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体系。”“虽然中国画的笔墨已经造就了许多的艺术巨人和大师，但我仍要追随他们的足迹，尽管我可能不会成为高山或大江，但我愿为攀登艺术的高峰而奋斗，为畅游艺术的大江而搏击。”所以，我们在看到罗江的彝族身份、个性特征的同时，还要看到他对整个中国画艺术传统的亲近与把握。前一个因素使罗江对彝族生活天生就没有过客心理与猎奇态度，对于自己的描绘对象有一种亲切的内在共鸣；后一个因素使罗江站在中华文化的高度看待中国画的精神与语言传统，超越民族与地域限制。元代著名画家高克恭来自西域，是少数民族，但其山水画的杰出

5、成就，不能只从族属、地域和个性的角度去解释，还必须从他对中国画传统的深刻理解与把握的角度来解释。指出这一点，对认知罗江和他的作品，以及罗江的自我认知，都是有意义的。罗江《云之南》     作为写意人物画家，罗江的作品介于描绘与表现之间。他描绘彝人的日常生活如劳作、休息、娱玩、行路、育子、祭祀、结婚、祈祷、过节等等；人物总在一定的环境之中，表情专注而平淡，较少有宏大的叙事和壮阔的场面。从表现层面看，他对自己作品的题材和主人公有一种执着和热情，但并不预设主题，亦无鲜明的观念倾向，有着与画中人物一样的平淡意味。这反映了作者对人和世界的坦然而平常的态度。这让人

6、想起画过«彝族女子系列»并赢得画界好评的周思聪，她曾说：“许多人对彝族的表现是欢乐的，载歌载舞，火把节什么的。我是一次偶然到彝族地区，在那里我看到的感觉和原先想的完全不一样：我觉得那里地球转的特别慢，人们自生自灭，像植物一样。她们没有文化，但人与人之间却很干净••••••。”周思聪谈的是1981年大凉山之行的印象，她把这样的印象融入彝族女子形象，赋予她们一种平朴淡然的意味（参见拙文«寄至味于淡泊»，香港«美术家»第79期）罗江的画法风格与周思聪全然不同，但人物形象的淡然意味却是相近的。这应该源于彝民相对接近的生活状态和画家相近的真实感觉。     罗江

7、笔下的彝民形象平淡、朴厚但并不“苦涩”——尤其是那些彝族妇女，她们不论是牧羊、背柴还是缝衣、提水，都专心，坦然，不紧张，没焦虑。所谓“苦涩的美感”，大约出于一种习惯性的“边地想像”。在我的印象中，«红土感觉»系列中的«毕摩•旷野»、«毕摩•土地»、«毕摩•风»、«毕摩•上苍»、«毕摩•晌午»、«毕摩•祭»，以及«哀牢山»系列诸作的人物形象，都强壮、凝重、目光深沉，带着一股粗厉的旷野之气，与周思聪笔下平淡清秀、多少有些理想化的彝民形象相比，似乎更贴近生活的真实。周思聪是借彝民形象表现自己的生命感怀，罗江是直接描述对彝民乡亲的理想与感知，周思聪抒情的因素多

8、一些，罗江写实的因素多一些。     罗江对中国画形式语言的把握，有一个探索变化过程。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