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北京摇号限购的法律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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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北京摇号限购的法律影响研究众所周知，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一直以来困扰着北京市民。从2003年至2010年，北京城经历了长达八年的治堵历程，纵然在这八年里各种治堵措施层出不穷，但北京市民仍深切地感受着堵车的无奈。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12月23日颁布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及其实施细则，这就是所谓的治堵新政。新政实施半年以来，北京市的交通拥堵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但是新政中的各项具体措施的实施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思考，其中最受争议的当属摇号限购措施。从法律层面看，一方面，摇号这一规定本身

2、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有很多相悖之处，另一方面，摇号也反应出了当下人们热切关注的几个话题。因此，从法律层面对摇号限购这一规定进行思考是很有必要的，对以后类似规定的颁布和实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一、摇号限购中涉及的法律问题摇号限购，是指北京市民欲购买汽车首先需要获得摇号资格摇到车牌号，没有摇到车牌号的市民则不能购买汽车，以此来限制北京市的汽车数量。这项措施实施半年以来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减轻了北京的交通压力，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摇号背后隐藏着的法律问题。(一)行政立法权的越权问题行政立法既可以用来指称特定的行政机关制定、发布规范性文件的活动，

3、也可以指前述这种活动的结果行政机关制定和发布的规范性文件。[1]这里所说的行政立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决定和命令等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行为。行政立法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的范畴，从本质上来说，行政立法不是一种立法活动，充其量只能说具有准立法的性质。基于对行政立法概念的理解，行政立法权就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发布决定和命令等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权力。在我国，几乎每一个行政机关乃至行政机关的内部机构、派出机关和派出机构，都拥有范围不同、程度不等的立法权，行政机关在行使自己的立法权时不能超过其享有的权限，不能对其无权

4、立法的事项进行立法，否则就属于行政立法权的越权行为。新政中对摇号的规定就属于行政立法权的越权现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条规定申请机动车登记，应当提交以下证明、凭证：1、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2、机动车来历证明;3、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4、车辆购置税的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在机动车登记时提交的其他证明、凭证。从该条规定来看，申请人申请取得机动车号牌，只要提供该条规定的五个证明即可，如果要在申请机动车号牌时要求提交这五项之外的其他材料，则需要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众所周知，法律

5、的制定主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政法规的制定主体是国务院，也就是说，能够要求增加新材料的权限只有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享有。此外，申请机动车号牌的行政许可属于应当由国家统一确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资质的行政许可，所以地方性法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不得设定。然而，北京市政府的本次措施是以规定的形式发布的，规定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行政许可法上的政府规章，因此，该规章并不能制订或修改公民申请机动车号牌的行政许可，也就是说北京市政府无权设置以摇号获取车牌的标准，北京市政府的这一行政立法行为是无效的，属于立

6、法越权行为。(二)违背了宪法平等权平等权既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又是宪法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现行宪法关于平等权的规定体现在第33、34条上。《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这两个条文体现了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的结合，前者指法律适用上的平等，即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受其自身条件的限制;后者指立法平等，即法的

7、内容平等，也就是说立法者要根据平等原则制定法律，立法过程要受平等原则的约束[2]。立法平等是法律适用平等的前提，若法律本身不平等，那么即使适用平等，结果同样不平等。《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对摇号的规定即是立法不平等的体现。首先，摇号本身就不平等，这是针对全国其他地方的公民来说的。因为全国其他地方的公民只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条规定的五个条件就能够申请到机动车号牌，不受其他条件的限制，而北京市内的本地人及外来人口除这五个条件外还必须获取摇号资格通过摇号才能获取机动车号牌，这对他们来说是极其不平等的。其次，

8、实施细则规定北京市本地人无条件可享有摇号资格，而外地人需持有本市工作居住证以及在京纳税5年以上且有纳税证明才拥有摇号资格，这更是立法不平等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外地人的歧视。二、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一)行政机关自身利益的驱使在我国，行政机关的立法越权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