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情与早期现代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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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国情与早期现代化（上）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是一部农业文明的发展史。历史上中国国情基本特点之一,是农业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和基础，农民是人口的主要部分。之二是长期以来至少是明清以来，农业文明是在人口与资源（以土地为代表）比例十分紧张的状态下发展变化的。人口多而可耕地少，是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重要区别。这个国情特点在今天依然存在。尽管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大于农业，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仍是人口的主体；而且人口增长与其他自然资源的失衡更趋严重，几乎到了危机的边缘。但当前的中国经济现代化所走的途径，又以提高资本能源等资源消耗以替代人力为方向。这就

2、导致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取向，产生出与我国生产要素特征及基本国情相矛盾的问题。如何面对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有否缓解它的办法？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为基础的当代经济学理论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看来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数千年的“传统社会”以小农家庭为社会经济细胞。小农经济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成功适应当时严峻社会生态环境压力的经济行为准则，使中国的传统封建社会长期在世界古代文明中大放异彩。小农经济下形成的经济规律的某些特征能否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看法截然不同。一些学者曾一再疾呼重视中国传统的积极因素；[1]然视传统经济为现代化的对立面之观念，似仍

3、为大多数人包括主流经济学界的共识。笔者认为，重视传统经济的积极因素的发挥，运用世界先进的而又适于中国国情的一些作法对其改造，实现两者的优势互补，可能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唯一选择。当然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笔者学识有限，不能全面讨论，这里不揣愚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仅以劳动生产率为中心，围绕传统小农经济行为、国情和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三个方面试谈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以就教于同仁。一，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小农经济[2]1从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谈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衫矶分校黄宗智教授前些年先后推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

4、》两部力作以及若干论文，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笔者认为，黄氏的重要建树在于，经过实证性研究，鲜明地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高度提出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其独特之处：它既不同于西方古典经济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基于英国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史得出的规律，也不同于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当代小农经济理论的结论。黄氏注意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之处是小农经济的商品生产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社会变化的影响，论证说，中国历史的发展表明，小农经济并不会随着商品化的发展而发生质的变化，像西方国家那样演变成资本主义社会。

5、例如，尽管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商品经济经历了明清两代500年的发展，以“男耕女织”为标志的所谓小农家庭的自然分工不仅没有瓦解，反而因商品化和农村生产的家庭化变得更为完备。[3]黄氏认为，“简单地把英国古典经验抽象而来的模式套用到中国的经历是不适当的。”[4]从而对长期以来被许多人奉为教条的“规范认识”提出了尖锐挑战。黄氏的以上见解，至少对我个人启发极大。黄宗智进一步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呈现特殊性，是与中国小农经济采用的以过度密集劳动投入来获取生产量增长的生产方式直接相关的，由此伸引出了“过密化”生产这一核心概念。对此他解释说：“我们需要分辨三种农村经济变迁

6、，首先是单纯的密集化，产出或产值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其次，过密化，总产出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第三，发展，即产出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带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递增。”[5]黄氏认为,过密化是由于中国人口过多和其他生产要素过少造成的,“小农经济过密化的程度往往取决于其人口与可得资源间的平衡关系。相对于资源的人口密集的压力会造成过剩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以及高度的生存压力，导致极端过密化的发生。”[6]他认为，因大量投入过剩劳力导致的过密化生产，虽然可使生产总量得到一定增长，但它却阻碍了生产工艺的资本化，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

7、过密化生产是阻碍中国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的根本原因。这是黄氏过密化理论的核心和精髓所在。中国传统农业是否是一种“过密化生产”，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存在着因劳动力过剩导致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的理论亦非始于黄氏。早在1960年代，美国学者西奥多.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曾以危地马拉、印度的实证资料对该理论进行了批评。尽管如此，笔者认为黄氏此说至少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农业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传统农业至少在明清时期以来，除战争的破坏等特殊情况外，劳动力相对过剩而土地等生产资料短缺现象确是不容置疑的，而这对中国传统农业乃至经济整体都

8、有极大的影响。黄氏将此点提高到制约中国传统经济的规律上去认识，是有理论创见的。但问题不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