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变迁的财税法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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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变迁的财税法观察国家变迁的财税法观察国家变迁的财税法观察国家变迁的财税法观察国家变迁的财税法观察　　　　摘要：在文明史的大视野下，国家形态的变迁与财税法的发展呈现出交相辉映的互动态势。从静态的角度看，财税法在不同国家形态下被赋予不同的功能、表现出不同特征;从动态的角度看，在国家和社会变迁的关键时期，财税理论与制度的变革又往往发挥着至为重要的作用，成为国家转型的重要推手和先声。在封建国家中，税法几未产生，税收只是供养王室的“君主私财”。伴随着征税权的争夺，民主国家方得确立，税收也因私权兴起而被视为“公法之债”，

2、税法则主要表现为消极的控权法。在夜警国家向社会国家的转型中，税收观念在范围上延展至用税，立场也从权力本位转向权利本位，财税法成为理财治国之法。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税收应当被理解为“公共财产”，由此建构起合作、互动的新型财税文化。　　关键词：国家变迁;财税法;公共财产;税收观念;财政国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是对财政地位的历史性提升。在过去的一段时期里，人们大多仅仅看到了“财政经济学”的方面，只关注财税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等方面的职能，特别是过度强调了其经济职

3、能中的宏观调控职能，而未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到财政及财税法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功能。要形成对财税法的完整、立体认识，“新财政史观”(1)是一条值得借鉴的路径。这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个欧洲历史学理论，是一种以财政特点而非朝代更替、生产关系等来划分历史时期，以财政变革为判断历史变革标准的新型史观。它跳出了以往将财政分割、片面看待的视角，以财政整体为研究对象，在财政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寻求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内在逻辑。它沿袭了葛德雪(RudolfGoldscheid)等奥地利学派学者的研究路径，聚焦于历史发展过程中

4、财政对国家演进的影响。[1]经由此思路，探讨历史上财政与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精神文化乃至国家命运的相互关系，发掘财税法在国家变迁与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作用，无疑有助于真正深刻地理解财税法在治国安邦中的基石地位。　　一、从“君主私财”到“公法之债”：财税法作为民主国家的动力　　从起源上看，财政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距今6000年前的苏美尔拉喀什(Lagash)是已知最早的文明起源，也是财税的起源。在我国，财税制度发端于夏商周时期。文献记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

5、《史记・夏本纪》)“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孟子・滕文公》)这是对我国贡赋制度发源时期的总体概括。其后，财税制度与其他法律制度一样，同样经历了自习惯法到成文法、从诸法合体到诸法分立的发展历程。从汉朝开始，各朝各代几乎都设有“食货志”专章，详细记录了该朝的财政法律制度。而各代政治家、思想家、理财家抑或史学家所著的典章制度中，财政法制度均无出其右位列其中。毫不夸张地说，财税不仅历来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而且往往与王朝的兴衰更迭交互映照。历史上的著名改革，大多是财税制度的变动

6、与改进，文景之治的“薄赋省刑”、唐代的“两税法”、明朝的“一条鞭法”、清朝的“摊丁入亩”，莫不如是。　　但是，在封建制度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粮国税”被认为是民众天然的义务。统治者居于最高地位，财税法律制度其既可一言定之，又可一言废之，纳税人是毫无主体地位可言的，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在中世纪的欧洲，尚未产生民族国家的概念，只有大大小小的领地，而财政的用途也就是供养各级领主及其家族。有意思的是，封建时期不同国家财政组织收入具体方式的差异，也导致了后来民主政治发展进程的区别。如有学者指出，英国的君主主要通过对

7、贸易进行征税来获得收入，这促进了英国议会民主制度的发展。而法国主要是对固定的资产(例如盐矿和土地)进行征税，这导致了君主专制的发展。(2)总体上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封建时代“所有权者国家”(3)或称“王权国家”的框架下，税收都只是君主的“私财”，进而相应地表现出“家计财政”的样态，自然也不可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财税法。　　封建国家向民主国家的历史转型，也正是以围绕税收的艰苦斗争为焦点的。正如哈耶克(FriedrichAugustvonHayek)指出的那样：“在近现代政治文明发展史上，法律对政府行为的控制，最

8、早一般是经由控制收入来实现的。”[2]这鲜明地道出了财税法对于民主政治的奠基性作用。作为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发祥地，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向封建王权发起挑战的关键内容就是围绕税收所进行的反复斗争、相互协商和彼此妥协，税收法定原则也正是在新旧势力的冲突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历经独裁、复辟的波澜起伏，在光荣革命后的君主立宪制模式下，议会的征税权最终得以确立。1689年的《权利法案》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