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与东方自然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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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文艺美学与东方自然观（上）　　九十年代我国人文思潮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对现代性和西方化开始了批判性的反省。其代表性的表达包括了如季羡林这样的老一辈学者对“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复兴的呼唤。考虑到我国文化历史发展面临的两难处境和季老的表达方式，它之很难得到无保留的普遍认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季先生在谈及有关这一问题时的总体思路，仍有发人深思之处。例如，在一本1996年底创办于香港的杂志上，他提到人类生存于世界要处理的三大关系基本问题：人与自然的问题、人与人的问题、人心中思想感情的平衡问题。季先生强调，这其中以第

2、一种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最为重要，它是“涉及人类的生存和前途的发展”[1]的关键问题。　　把人和自然的关系提到人类生存前途的高度，作为最根本的问题来突出，这本身就是十分“东方”化、中国化的立场，因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最大特色，就是以这种关系为自己的基本问题。中国自然观的一个重要体现方式是中国的文艺美学。中国文艺以自然为重要的主题。自然不仅是中国古代诗人、画家反复吟咏描写的内容，而且它的处理方式被中国特有的自然观所渗透和模塑。　　这里所谓的“中国自然观”，系指这样一种非西方的自然观：它以非形上的自然本体观基础，以人与

3、自然的关系为基本关注点，把自然理解为具有活跃的自为本性、可与人构成生动和谐的交感关系的现象，并认为这种关系和现象须以特殊语言方式来把握和传达。在理解这种自然观时，笔者主要以道家思想的提示为基本依据。可以说，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内容，它是中国美学文论建构的最深刻的基础。当然，它之被冠以“中国”的归属，在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复杂变更、对历史上异域文化对中国的传播过程作更多考察和全面呈示之前，不能不是一个临时的假定。这种出于与“西方”对举论述的方便的假定，自然也很难免于“二元模式”或“东方主义”之责，它仅仅是为了

4、标示西方自然观作为西方文化的特殊产物，本无普遍适用于其他文化的必然性。如果说，“中国的”界定具有一种西方眼光打上的烙印的话，它在这里倒适足以提示我们当下的话语情境，是被深深镶嵌在一种“西方的”文化影响已然无所不在的世界结构之中。这种结构在构成对一切反抗的反讽的同时，也两难地构成了反抗的理由。　　我们说中国自然观对当代世界文化有巨大的启示意义，并不意味着自然问题在西方传统中没有份量。此处的“西方”乃指以古希腊为源头的文化系统。作为前苏格拉底早期思想重要内容的自然哲学，本有某些十分接近中国自然观的地方，也是现代海德格

5、尔一路思想家着力发掘之处。但在西方文化历程中，人的发展问题逐渐压倒、扭曲和掩盖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根本重要性。自柏拉图把世界作了具体现象(此岸世界)和抽象理式(彼岸世界)的两分后，西方思想便在面对自然事物的涌现时，陷入了一种对自然“原生状态”的严重不安，一个超越性的“理想”（“理式”）遂成为人应当心醉神迷地追求的最高目标（亚里士多德与其说是反柏拉图的，不如说是把柏拉图的理式追求落实为人类各个领域的理性认识活动，所以才有其逻辑学、诗学、修辞学等一系列庞大体系的构造，以便人们能在现象世界中找到普遍的逻辑结构和永恒的形

6、象。从此，欧洲哲学传统如怀特海所说，便不过一系列对柏拉图哲学的连续注脚）。在这种文化建构下，人与自然往还的万千灵动情境，种种具体微妙的感觉经验，片刻不停的流转变化,反而成了混乱不堪、难以信任的“现象”即“假象”，成了知识确定性的威胁,成了需要抛弃和重整的东西；而一个“合理的自然”则有赖思维逻辑的全力追捕。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之说正是在这一目标之下成立的：首先从“我思”出发求证“我”的存在，再从“我在”出发去求证其它一切“非我”的“客观”存在，使整个“客观”世界变成围绕思维着的主体而展开的对象，“真正的宇宙”必须

7、从理性的操控开始，一一展现为“真理”。“认识自然”变成了人超越自然，即超越那个现象性的自然，追踪另一个可被理知的自然，即自然之理的活动。经此一番周折，真正的自然作为自然而然的本原遂与人越行越远；作为出发点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优先地位，被取代、偷换、衍化为另一个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亦即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这就必定要判出一个集一切灵性于一身的主体，和一个被剥夺了一切灵性的客体。在自命为“万物之灵”的人面前，自然本身就被判定为人的对手甚至敌手，它不解人意，以僵死的“物质”形态与人对恃，等待人的意志来强行发掘、分派、

8、利用和征服。在此对象化中，自然成为自身失尽了主动性，惟有任主体施展主动性的舞台。所以西方围绕主观客观关系展开的思想（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一者自居自然之造物主，或无视自然的真实存在；一者自命忠于自然，实际上把自然置于僵死的物质客属地位），都是出于一种突出人的主体地位从而主宰自然的文化性格。由这种文化性格强行造就的主客二元分立必然导致不可克服的文化哲学冲突。它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