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与管理学角度认识企业管理者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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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行为，管理行为的示范性又有助构建于社会公信力。这种正反馈作用的现实意义将是积极而深远的。　　近代西方社会普遍把诚信关系视为人类社会能够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因素。洛克、霍布斯等人认为诚实信用是政府与社会秩序的主要原则基础，是民主的前提。马克斯·韦伯等社会学家则相信，信任是社会组织的粘和剂，是社会和组织凝聚力的基础。考虑到任何单一的监督制约机制在行使监督管理职能时都要受到社会的、经济成本的约束。因此客观上全社会需要一个诚实信用的社会环境。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是诚信作为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在发挥作用。在诚信的社会环境中，全社会的交易成本将极大降低，秩

3、序、公平、民主的形成完善有了保障。　　然而诚信不能仅仅作为一个社会的、历史的、道德的范畴而存在，诚信的背后应该有一系列的制度基础作为支撑。这就是以产权为核心，以激励及必要的约束机制为保障的制度设计。诚信总是与一定的制度设计相适应的诚信，抛弃诚信的产权制度基础无异于缘木求鱼。弱化了激励行为、失去了诚信操守的管理者，在制度设计存在严重缺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运用其职权的方向必然会发生改变，而激励机制必然“异化”制度设计的最初价值去向。管理者的诚信是管理职权得以正确实施的关键。　　一、管理者诚信的非品质解释　　诚实信用，当我们远离道德范畴来关注它时，就会发现这其

4、实不仅仅是一个人品性问题。诚信作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应该内在化的社会规范，首先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仓凛实而知礼仪”，礼仪、规范乃至于信仰都是一定社会物质条件下的产物。因此，作为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接受者，其诚信资质并非与生俱来。在管理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诚信”，必然带有其环境和时代的烙印。在极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管理者的“非诚信”行为后果如果是一个“帕雷托最优”则仍然会得到社会的认同。因此，诚信并非管理者的天然秉赋，更不能作为一种管理实践的内生变量而存在。不能苛求管理者天生就具有高尚的人格和品质，而是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来选择诚信的管理者，激励诚信

5、的管理者，淘汰非诚信的管理者。“信”与“非信”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便是我们制度设计和选择时所应考虑的出发点和遵循的准则。　　二、管理者诚信的效用函数　　管理者无论来自社会生活的何种利益集团，作为特定利益的接受者总是存在自身的效用函数。管理者的效用函数一方面受管理职权的约束，另一方面又受其自身偏好的左右。在约束与偏好的双重作用下，管理者在实现既定组织目标的同时一定会去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现实表明，由道德塑造出来的诚信行为其统一性和连贯性是没有客观保障的，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也总会被打破。因此，管理者诚信行为的统一性和连贯性，还需要在获得客观保障的条

6、件下才不至于流空，也就是讲，基于个人美德和道德行为而建立起来的诚信关系仅仅存在于个人与其关联的对象之间，他不能把别人对他的信任转赠给另一个人，他可以说服他的关联对象信任另一个人，这种情况往往是以他的担保为前提的。基于管理者经济理性的假设和自身效用函数的分析，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管理者的管理行为。　　　首先，在管理实践活动中，管理者并非总是以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其行动目标，一方面是管理者没有能力确定何为福利最大化的管理行为，另一方面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同时，管理者不是信息的完全拥有者，管理实践活动随着繁多的管理决策变量发生变化，而管理者本人不能及时获得所有信息

7、，或不能对复杂信息做出及时处理。管理者更有可能的是考虑在制度框架内如何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问题，管理决策行为导致的结果常常是局部的利益最大化，是一个次优解。这样做很可能以少数人的利益侵犯多数人的权利，侵犯社会公共资源，使得“大公无私、公平、公正”等管理者诚信资质的假定更有待商讨。而此时“寻租动机”将成为更加有效的激励因素。最后在“寻租”行为过程中，管制行为膨胀必然异化制度设计初衷。管制行为在“寻租动机”的激励下会迅速膨胀，管制越多，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多。管理者凭借手中的职权肆意管制，这种不断膨胀的管制行为造成的后果是破坏了原本正常的社会秩序，破坏了全社会的

8、诚信基础和社会风气。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对管理者的假设，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大公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