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纳粹宣传及其群体心理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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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早期纳粹宣传及其群体心理学分析国内学者在有关德国现代史和纳粹运动的研究中，对纳粹宣传的背景、内容、手段和性质等方面有不同程度的论述，但多从属于其他主题，专题性论述尚少。①西方学界对纳粹宣传的研究较为充分，视角和方法亦多样化。②在此基础上，本文主要从宣传思想、宣传内容、宣传运作三方面探讨早期纳粹宣传（1919-1933），并进行群体心理学分析。对纳粹宣传进行群体心理学分析，其认识论与方法论如西方新弗洛伊德主义创始人弗洛姆所言：“除了解产生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之外，还有一个人性的问题需要探讨”。[1](第17页)这促使我们关注作为

2、现代人性格结构动力因素的心理因素。对心理因素的重视并不排斥其他因素。纳粹宣传有一个心理学的问题，但心理因素受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制约；纳粹宣传是一个经济的和政治的问题，但它对德国民众的控制必须从心理基础来理解。纳粹宣传思想的形成有较为丰富的认知资源。政治实践为纳粹思想提供了极为直观的素材，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一战期间，各国为自己的“正义性”大造舆论，渲染民族主义，肆意“妖魔化”敌国。如英国的战时宣传把德国人描绘成“无论如何要加以消灭的、野蛮又可怕的敌人”[2](第67页)。英国的宣传模式、宣传人员的高素质，都远胜于德国。纳粹

3、党对此感触颇深。希特勒认为德国一战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宣传上的失败，他不仅对英国的宣传极为钦佩，对这一教训也念念不忘。20世纪早期正处在西方政治民主化浪潮第一长波的波峰。[3]民主化以人权平等和扩大参与等主张不断消解以血统、神意、天意等为基础的旧政治权威，使之合法性来源发生转移。其重大结果之一就是群众走到历史舞台的前沿，成为现代政治权威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时人对群众的崛起早有敏感认知。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19世纪末就指出，“现代至高无上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出现了。自此，“群体的势力便成为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

4、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4](第6页)。认识群众并掌握这一力量，随之成为历史性要求。纳粹党对群众政治运动及争取群众的政治宣传有深刻体认。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期间，就注意观察奥地利各政党的活动。他赞扬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认识到大规模宣传的价值”，“是真正善于启发其选区群众的大师”。[5](第111页)他还十分崇拜维也纳市长、基督教社会党领袖卡尔·卢格博士，认为他“了解现代社会问题和宣传与口才在左右群众时的重要性”。[6](第39页)纳粹党在早期没有正规宣传部，但有专人负责宣传工作。从1920年起，希特勒、埃塞

5、等人先后负责宣传工作。1925年，纳粹党重建。在新纳粹党组织机构中，专门设立了宣传部。在同期出笼的《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就“战争宣传”与“宣传和组织”作了专门论述。早期纳粹宣传思想亦初步成型。戈培尔指出：“宣传是实用艺术，是达到夺取整个权力目的的手段”，[7](第60页)纳粹宣传即服务于纳粹党夺权目的的手段。其使命则是招致信徒。希特勒说，“宣传的使命，就是使一小部分的中心人物，能够接受新主义，以造就将来组织的时候所必需的分子。所以宣传工作就是孜孜不倦地为自己的主义去招致信徒”，而无须顾虑信徒的道德品质与智能。为此，“宣传必须进行在组

6、织的前面，而且必须广征人才，作为组织的成立基础”。[5](第319-320页)宣传应着力争取群众。希特勒宣称：“宣传不应以知识分子为对象，而应以群众为对象。”[5](第107页)戈培尔也说：“宣传自身并没有任何基本的方法。但它有一个目标，在政治中这一个目标总是围绕着一点而转变：征服群众。”[7](第47页)纳粹运动兴起之际，关于群众问题的论述已经颇多。这为纳粹宣传思想的充实与体系化提供了认知资源。在这方面，勒庞关于群体心理的研究具有典型性，影响亦大。〖ZW(〗希特勒或其他纳粹党人是否读过勒庞的著作，尚无定论。勒庞的《乌合之众》出版于

7、1895年，到1921年已印到第29版。有研究者如RobertEdwinHerzstein认为纳粹宣传思想受勒庞影响（TheWarthatHitlerWon〖WT6BZ〗），此论合乎时代状况.7勒庞认为，群体的特点是它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即群体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个集体心理”。[4](第16页)这就是所谓从众心理。群体成员因群体的数量优势感到无穷的力量，形成“法不责众”观念，失去责任感。群体中的情感和行动则具有传染性。群体的感情低劣。冲动、易变、急躁使群体易受各种刺激的影响，难以统

8、治。他们听命于暗示，不受理性影响，失去批判能力，且很容易陷入极端轻信的状态。群体只进行简单的形象思维，并“把歪曲性的想象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且“很少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4](第29页)群体的感情简单而夸张，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