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界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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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学术界30四、农村社会的性质的论战与工业化道路在工业化问题上，大部分学院派的学者，都试图避开政治主张上的争论，他们想用“科学的方法”进行一些切实的调查研究，认为这才是拯救中国的正途。1932年陶孟和在为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写的序中说：“在中国，采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状况，只不过是近十年的事。从前我国的士大夫，向来抱着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态度，对于现实的社会状况，毫不注意，只以模仿古人为能事。等到西洋的炮火警醒了这迷梦，又完全拜倒在西洋文明之下。每每不顾国情，盲目的整个的把西洋的各种主义和制度，介绍到中国来。以为只要学得维妙维肖，便是社会的福利。那知道主义和

2、制度，介绍的越多，中国的社会，反到越发紊乱越发黑暗了。于是一部分有识之士，看出这种只模仿他人而不认识自己的流弊，便起而提倡社会调查运动。主张用科学的精密的方法，研究我们自己的现实社会。我们必须先认识自己的社会，然后才可以根据这认识，规定改进社会的计划。”（李景汉，1933:陶序）但是，他们由农业的改进引发工业化的基本主张，必然与在农村缓慢地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联系在一起，并进而与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革命主张相冲突，从而引发在发展道路上的革命派与改良派之争。争论的主题表面上是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但核心问题是：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初期阶

3、段，挽救农村经济破产的办法是发展农村生产力还是改革农村社会关系，中国社会的出路是解决愚穷弱私的问题还是反帝反封建。然而，在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问题上，更激烈的争论似乎还不是在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而是在土地革命派与托洛斯基革命派之间，争论的焦点问题首先是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中国的革命是民主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还在本世纪30年代初“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任曙的《中国经济研究》和严灵峰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两书就遭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激烈批判。任曙认为，“全部中国农村生活是千真万确的资本主义关系占着极强度的优势”，“资本主义日益向上增涨，取

4、得支配的地位”，中国贸易“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还在继续发展中。它不因内战，灾荒，革命，以及所谓封建剥削的阻碍，而致停止其前进”。任曙引用了大量调查和统计资料来证明他的结论，如1922-1925年江苏、山西等省区2000余农户的调查所显示的平均每户由市场购买各种物品的较高的百分比，“宣告了中国农村经济完全不是自然的封建经济而是处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支配之下”；1875-1926年中国海关轮船和帆船进出的吨位百分比变化，说明代表资本主义时代交通工具的轮船的吨位比重从1875年的85％上升到1926年的98％；1912-1920年钱庄和银行的兴替，也“可以相当地看

5、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例如在此期间中国金融业投资的比重，钱庄从68％下降到37％，银行从32％上升到63％；此外，土地的集中趋势，中农的丧失土地和贫农与富农地主的对立，都是由于封建生产的破坏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而且“土地愈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愈发达”，反之亦然。严灵峰也力图证明，“占有中国广大土地的，已不是维持旧时代残余下来的贵族、宗室，而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或地主化的资本家”。（刘梦飞，1933:498-499;张闻天，1931:247-260）张闻天的批判亦引用了大量的有关进出口商品、制丝业、纺织业、土地分配、棉花销售、农产品价格等方面的统计和调查数据，说明

6、数字是死的而解释是活的。如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增加只说明商品经济的增加而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输出的主要是原料而不是工业品说明了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而非工业社会，输入的工业品表明的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等等。最后批判的落脚点是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任曙强调中国的土地革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而不是“促进”资本主义的，是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前途；张闻天则批判道，“中国的土地革命一直到平均分配一切没收的土地，一直到土地国有，是民主资产阶级性质的。他不但不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给资本主义的发展肃清道路。这土地革命是反对大资产阶级的，但对小资产阶级的农民

7、，却是有利的”；“然而这土地革命成功后，并不将在中国开辟一个资本主义急速发展的前途，而是将开辟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因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它在革命中，终不停止于工农民主专政，而将进一步的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那时要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张闻天，1931:266-267）这里实际上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内部列宁主义派和托洛斯基派的理论争论，亦即“革命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的争论。到1935年，这种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又掀起一场大风波，并集中到对农村社会的讨论，这就是著名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论战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