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高新区集聚经济效应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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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安高新区集聚经济效应计量分析西安高新区作为首批国家级高新区之一，虽未地处发达区域，却有令人注目的综合实力，文章首先通过构建Segal扩展模型，实证检验了集聚效应因素与西安高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西安高新区的园区规模每翻一番计量经济生产率就会提高约42.6%,即集聚弹性为0.426。进一步得出了一组集聚效应弹性的估计值，但是该组值在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最后提出了管理部门应通过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和加大投资力度来应对这种下降趋势。一、引言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党中央开始考虑整个中国经济产业发展和升级的新道路

2、、新途径，酝酿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试验田——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截至目前，国务院共批准设立53个国家高新区。我国高新区的发展已经度过了探索的阶段，对高新区的功能定位已经十分明确。形成了孵化、辐射、示范、开放、集聚五大功能。在这五大功能中，集聚功能是其它四大功能发挥作用的起点和基础，因为高新区的集聚效应就像一个有着巨大吸引力的磁石，能够吸引一大批各种服务机构在周边分布，而反过来这种成熟的服务环境，又反推与其相同的企业功能向本区域扩散，这便是高新区辐射功能的发挥过程。同时，高新区的孵化、示范以及开放功能都是在这种集聚和辐射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而

3、集聚功能主要体现在对高新技术产业研究开发与管理要素的集聚;对高新技术企业和相关企业的集聚;对生产资本的集聚;对高新技术成果的集聚;对高新技术产业相关信息的集聚。西安高新区是1991年3月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首批国家级高新区之一。它地处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然而，这个既不沿边又不靠海的内陆高新区其综合实力却在全国53个国家级高新区中名列第四位，形成了引人注目的“西高现象”。那么西安高新区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集聚效应的发挥呢?本文希望通过对西安高新区集聚弹性的测度回答这个问题。而且本文进一步估计了该弹性值的动态变化，这样就可以从动态和静态两个层面

4、对西安高新区的集聚效应进行全面的分析，从而得出相应的政策启示。二、西安高新区集聚经济效应测度(一)国内研究进展我国关于集聚经济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但是随着国内产业集聚现象越来越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和焦点。大量国内学者从单个区域视角或整个国家角度对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较早的有唐杰等(1989)对城市工业集聚的效果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以天津主要工业部门集聚经济加以度量，提出了内部集聚经济(ISE)、布局经济效应(LOC)、城市集聚经济(UBE)。后来金相郁等(2004)又利用Ca

5、rlino模型对1987年至2001年期间天津市聚集经济进行实证检验。吉昱华等(2004)将Segal测度集聚经济的经典方法经过改进用于中国城市数据。也有少量学者用对比手法探悉集聚对区域发展的影响，陈迅等(2006)同时利用Carlino模型、Segal扩展模型对东西部城域集聚效应大小进行了测度。但是把集聚效应与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发展联系起来的研究还是不多见的，这可能与中国高新区发展起步较晚的国情有一定关系。田新豹等(2006)对我国高新区集聚功能进行了测度和评价研究，并对全国高新区按东西部地区进行分类评价。如果说田新豹等的文章是从宏观上对高新区

6、集聚经济效应进行研究，本文则是想通过测度西安高新区的集聚效应对这个问题进行微观分析。(二)选择计量模型有关城市集聚效应的测度，国外经济学家早有探索，他们一般采用城市生产函数来估计城市集聚效应。其中Sveikauskas(1975)、Segal,D.(1976)、Carlino,G.A.(1982)三人的研究较有代表性，模型和切入点皆有不同。Sveikauskas基于CES生产函数提出了测度集聚效益的一个计量模型并运用美国SMSAs(标准大都市统计区)的人口数据测度美国分行业集聚效益的大小。DavidSegal将希克斯中性的效率因子加入柯布—道格

7、拉斯总量生产函数,并通过构造不同城市的资本存量估计集聚效益的弹性。与Sveikauskas不同的是,DavidSegal以整个城市经济体而不是单个行业为研究对象。本文研究的是高新区整个区域的集聚经济效应，而不是高新区某个行业的集聚经济效应。从这一点上来说，本文更倾向于使用Segal模型。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体制频繁变化导致数据对实证工作的限制十分大,使得国外一些已有的成熟方法在我国的适用性并不高。再加上高新区统计数据的有限和特殊性(高新区数据于科技部火炬计划统计资料)使得Carlino,G.A.模型所要求的一些指标不易取得，如职工工

8、资总额等。所以，本文选用Segal模型。(三)对西安高新区集聚经济效应的测度本文参照Segal模型选用了两投入变量(two—digital)柯布—道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