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称谓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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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学术称谓考者对清代学术的研究首推章太炎，但是真正开始关注清代学术称谓问题的则是刘师培，他的《近代汉学变迁论》对“汉学”释名，开启了近代学者对清代学术称谓的大讨论。胡适、柳诒徵、傅斯年、钱穆等学者纷纷阐释“汉学”、“考据学”、“朴学”之名来称呼清代学术的不合适性。而梁启超以“清学”来代称清代学术被后来诸多学者所采纳，并且为我们今天讨论清代学术称谓问题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清代；学术称谓；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　　：K203；　K207.8：A　　关于清代学术称谓问题，大致来讲，清代学者习惯称之为“朴学”、“汉学”或“考据之学”。虽然称谓不同，但在清人眼中三种称谓所指的内容大体是一致的。章太炎的《訄书·清儒》是20世纪以后学者第一次系统论述清代学术史的文章，虽然该书具有十分强烈的反满情绪，但是有关清代学术的论述多遵循清代学者的惯例。在继承清代学者江藩论述的基础上，章太炎以汉学为主线的清代学术史论对近现代学者影响比较大。只是对于清代学术称谓这个问题他似乎没有太多关注，“汉学”、“朴学”在章太炎的清学史论述中皆有出现。　　章太炎在《清儒》篇中用“朴学”来指代清代学术。在该篇中“朴学”先后出现两次：论述桐城派姚鼐时，写道“鼐不平，数持论诋朴学残碎”；论述常州今文之学时，又言“其义瑰玮，而文特华妙，与治朴学者异术，故文士尤利之” 。在章太炎看来，桐城文学派与乾嘉学者治学不同，常州学者治学与乾嘉学者也不同。若仅以该篇来看，应该说用“朴学”来代称清代学术是符合章太炎的本意的。　　“汉学”一词在《訄书》的《学变》篇和《学隐》篇中出现。在《学变》一文中，谈到了东汉王充的学术，高度评价了《论衡》以“实”为根据对当时谶纬虚妄之言的批驳，紧接着章太炎指出清代专力训诂考据的学术与王充的学术相近，即“今之汉学，论在名物，不充其文辩，其正虚妄、审乡背，近之矣”。将“今之汉学”与王充学术相提并论，可见章太炎对清代汉学的肯定和褒扬。在《学隐》篇中就魏源所提出的“汉学有用、无用论”进行了针对性的辩驳。在章太炎看来，“用”的前提是看为谁所用，在这一前提下，他指出：“当是时，知中夏黦黯不可为，为之无鱼子虮虱之势足以藉手；士皆思偷愒禄仕久矣，则惧夫谐媚为疏附，窃仁义于侯之门者。故教之汉学，绝其恢谲异谋，使废则中权，出则朝隐。”也就是说，在满族文化高压政策之下，具有民族大义的这些学者以从事于训诂考据的汉学进行消极的抵抗，这种看似无用之学却是抵抗满族统治的有用之学。就《訄书·学隐》而言，章太炎认为惠栋、戴震、程易畴、江声、钱大昕、段玉裁、孙渊如等学者的学问是汉学，并在《说林》一文中将治汉学的方法归为六种：审名实、重左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辞。由此观之，章太炎也用“汉学”来代称清代学术。只是，章太炎因崇尚古文经学，视今文经学者为“异术”，所以他所认知的清学（或者称之为汉学）不包括今文经学。　　在这里还有一点要说明，即在《訄书·学隐》中“定宇殁，汉学数公，皆拥树东原为大师”，到《检论·学隐》“ 惠栋殁，吴材衰，学者拥树戴氏为大师，而固不执汉学”，则稍有变化。在该文最后写道：“其所谓汉学者，戴、程、段、王未尝尸其名。”从这里可以看出，章太炎所论皖派学术与吴派学术不同，皖派学术不能称之为汉学，为什么不能，“不执汉学”是什么意思，章太炎没有进一步的论述。不过在《国学概论》中章太炎对此给予了答案，其言曰：“惠氏揭汉学的旗帜，所探求的只是汉学。戴氏并非自命为汉学，叫人从汉学上去求新的发见。”章太炎此论与梁启超的吴皖“求真”“求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总体来讲，章太炎虽然认识到了戴学“不执汉学”，惠学称之为汉学则较为贴切，但是他还是遵循清代以来的习惯称谓，以汉学指代这两派学术，言“上列二派（指惠派和戴派），在清代称为汉学，和宋学对立”。又说：“近世三百年来，学风与宋明绝异。汉学考证，则科学之先驱。”4　　刘师培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多受其师章太炎影响，诸如认为学者从事于训诂考据是因为文字狱，将乾嘉学术分为吴与皖两派，多以古文经为轴而诟今文经者等。不过，仔细研读刘师培关于清代学术的著作就会发现，他超越章太炎的地方很多。除去《南北考证学不同论》、《近代汉学变迁论》是以汉学为者对清代学术的研究首推章太炎，但是真正开始关注清代学术称谓问题的则是刘师培，他的《近代汉学变迁论》对“汉学”释名，开启了近代学者对清代学术称谓的大讨论。胡适、柳诒徵、傅斯年、钱穆等学者纷纷阐释“汉学”、“考据学”、“朴学”之名来称呼清代学术的不合适性。而梁启超以“清学”来代称清代学术被后来诸多学者所采纳，并且为我们今天讨论清代学术称谓问题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清代；学术称谓；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　　：K203；　K207.8：A 　　关于清代学术称谓问题，大致来讲，清代学者习惯称之为“朴学”、“汉学”或“考据之学”。虽然称谓不同，但在清人眼中三种称谓所指的内容大体是一致的。章太炎的《訄书·清儒》是20世纪以后学者第一次系统论述清代学术史的文章，虽然该书具有十分强烈的反满情绪，但是有关清代学术的论述多遵循清代学者的惯例。在继承清代学者江藩论述的基础上，章太炎以汉学为主线的清代学术史论对近现代学者影响比较大。只是对于清代学术称谓这个问题他似乎没有太多关注，“汉学”、“朴学”在章太炎的清学史论述中皆有出现。　　章太炎在《清儒》篇中用“朴学”来指代清代学术。在该篇中“朴学”先后出现两次：论述桐城派姚鼐时，写道“鼐不平，数持论诋朴学残碎”；论述常州今文之学时，又言“其义瑰玮，而文特华妙，与治朴学者异术，故文士尤利之”。在章太炎看来，桐城文学派与乾嘉学者治学不同，常州学者治学与乾嘉学者也不同。若仅以该篇来看，应该说用“朴学”来代称清代学术是符合章太炎的本意的。　　“汉学”一词在《訄书》的《学变》篇和《学隐》篇中出现。在《学变》一文中，谈到了东汉王充的学术，高度评价了《论衡》以“实”为根据对当时谶纬虚妄之言的批驳，紧接着章太炎指出清代专力训诂考据的学术与王充的学术相近，即“今之汉学，论在名物，不充其文辩，其正虚妄、审乡背，近之矣”。将“今之汉学”与王充学术相提并论，可见章太炎对清代汉学的肯定和褒扬。在《学隐》篇中就魏源所提出的“汉学有用、无用论”进行了针对性的辩驳。在章太炎看来，“用”的前提是看为谁所用，在这一前提下，他指出：“ 当是时，知中夏黦黯不可为，为之无鱼子虮虱之势足以藉手；士皆思偷愒禄仕久矣，则惧夫谐媚为疏附，窃仁义于侯之门者。故教之汉学，绝其恢谲异谋，使废则中权，出则朝隐。”也就是说，在满族文化高压政策之下，具有民族大义的这些学者以从事于训诂考据的汉学进行消极的抵抗，这种看似无用之学却是抵抗满族统治的有用之学。就《訄书·学隐》而言，章太炎认为惠栋、戴震、程易畴、江声、钱大昕、段玉裁、孙渊如等学者的学问是汉学，并在《说林》一文中将治汉学的方法归为六种：审名实、重左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辞。由此观之，章太炎也用“汉学”来代称清代学术。只是，章太炎因崇尚古文经学，视今文经学者为“异术”，所以他所认知的清学（或者称之为汉学）不包括今文经学。　　在这里还有一点要说明，即在《訄书·学隐》中“定宇殁，汉学数公，皆拥树东原为大师”，到《检论·学隐》“惠栋殁，吴材衰，学者拥树戴氏为大师，而固不执汉学”，则稍有变化。在该文最后写道：“其所谓汉学者，戴、程、段、王未尝尸其名。”从这里可以看出，章太炎所论皖派学术与吴派学术不同，皖派学术不能称之为汉学，为什么不能，“不执汉学”是什么意思，章太炎没有进一步的论述。不过在《国学概论》中章太炎对此给予了答案，其言曰：“惠氏揭汉学的旗帜，所探求的只是汉学。戴氏并非自命为汉学，叫人从汉学上去求新的发见。”章太炎此论与梁启超的吴皖“求真”“求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总体来讲，章太炎虽然认识到了戴学“不执汉学”，惠学称之为汉学则较为贴切，但是他还是遵循清代以来的习惯称谓，以汉学指代这两派学术，言“上列二派（指惠派和戴派），在清代称为汉学，和宋学对立”。又说：“近世三百年来，学风与宋明绝异。汉学考证，则科学之先驱。”4 　　刘师培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多受其师章太炎影响，诸如认为学者从事于训诂考据是因为文字狱，将乾嘉学术分为吴与皖两派，多以古文经为轴而诟今文经者等。不过，仔细研读刘师培关于清代学术的著作就会发现，他超越章太炎的地方很多。除去《南北考证学不同论》、《近代汉学变迁论》是以汉学为线来论述清代学术外，在《清儒得失论》中刘师培论述了求是之学渐兴的经过，以及清代众多学术派别的演变经过，并详细评价了各派学术的优劣。在《近儒学案序》中更是详列27件《学案》来论述有清一代学术，所罗列的人物从明清之际以讫晚清近二百位学者，在该序文中明确了他研治清代学术的目的，“光汉研究国学粗有心得，拟仿黄氏《明儒学案》之例，为《近儒学案》一书……欲使三百年学术稍有辙迹之可循耳”。由此观之，刘师培所论的清代学术体系比之于章太炎以“汉学=清学”的论述要完善的多。　　也正是因为刘师培对清代学术的认知没有局限于汉学的范围之内，所以他在《近代汉学变迁论》中指出：“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在刘师培看来，“汉学”之名是清代出现的。我们暂且不论刘师培所言“汉学”这一名词最早出现于清代是否确切，最起码说明他已经意识到了用“汉学”来代称清代学术不合适。接着他进一步指出：“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训诂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 这基本揭示了清代汉学的本质，即用汉儒训诂方法、注疏条例以研究群书，是对汉儒治学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是清学中的一个重要学术派别。的确如此，清代汉学源出于经学，又涉及诸子、史地、文辞方面的考据研究，其研究的范围已超越了汉儒治经的范围。刘师培对“汉学”释名，既肯定了清代汉学的价值，也说明刘师培对汉学这一学术称谓有相当清晰的认识。清代学术虽以汉学为中坚，但整体面貌相当复杂，非以汉学可蔽之，治汉学者也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刘师培正是因为不满于江藩将清学以汉学之名冠之，严分汉宋，乃言其“未明近儒学术之统系”。于是在《近儒学术统系论》中，根据清代学术的发展实际，据以实论。他先论述了清初理学说：“明清之交，以浙学为最盛。”接着介绍了黄宗羲、孙奇逢、陆世仪、李光地等的学术源流与治学特点，最后言：“此皆明末国初诸儒理学之宗传也。”进而介绍了清代汉学（包括治经与治史两途）的学术传承，刘师培言：“理学而外……其有派别可言者，则宋学之外厥惟汉学。汉学以治经为主。”接下来分别介绍了吴派、皖派，谈到江、浙之间学者，除考证之学外，还兼治史地。最后阐述了道光中叶以后宋学渐兴、宋汉之学合流和今文经学兴起。刘师培在该文中将清代学术的、变迁、学派衍变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使“二百年之间，师友讲习，渊源濡染，均可寻按”。在刘师培看来，用汉学来指代清代学术并不恰当，他在《南北考证学不同论》中指出用“考证”二字来概括清儒治学的诸多方面较为恰当：“近代之儒所长者，固不仅考证之学，然戴东原有云：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考证之学，则训诂、典章之学皆可以考证一字该之。袁子才分著作与考据为二。孙渊如作书辨之，谓著作必原于考据。则亦以考据该近代之学也。若目为经学，则近儒兼治子史者多矣。故不若考证二字之概括也。”在这里刘师培也指出了用“考证之学”来代称清代学术之原因，接下来在该篇中详细论述了清代考证学的情况，以及江南、江北治学的差异。 　　对于清代学术称谓问题的讨论，刘师培是近代以来的第一人，他关于“汉学”的释名廓清了清代学术与汉学的关系，说明了以“汉学”来称谓清代学术的不合适，同时，也开启了后人对清代学术称谓的关注。　　自刘师培对清代学术称谓加以关注之后，近代众多学者就开始思考清代学术称谓问题。尤其是伴随着上世纪20年代“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运动的开展，清代学术再次进入时人视野，学者纷纷发表自己对清代学术称谓问题的看法。胡适说：“‘汉学’‘朴学’这些称谓都不十分满意。”傅斯年也说：“清朝一代的学问，有许多派别……称它做汉学吧，是不通的；称它做朴学吧，是不该括的。”7学衡派代表柳诒徵曾发表《汉学与宋学》的演讲指出：清代汉学不等于汉代汉学；以汉学来命名某种学术不成立，“汉学、宋学两名词，皆不成为学术之名”8。钱穆在《国学概论》中写道：“言清代学术者，率盛夸其经学考证，固也。然此在乾嘉以下则然耳。若夫清初诸儒，虽已启考证之渐，其经学中心固不在是，不得以考证限也。”9这里钱穆很明确讲到用“考证”来指代清代学术不合理。　　这一时期对清代学术作系统研究者当推梁启超。经刘师培对清代学术称谓的关注，到梁启超时他已经对清代学术称谓有非常明确的看法。梁启超认为，用汉学来代称清代学术不合适，吴派学术可以称为是纯汉学，其指出：“清代学术，论者多称为汉学。其实前此顾、黄、王、颜诸家所治，并非汉学；后此戴、段、二王诸家所治，亦非汉学。其纯粹的汉学，则惠氏一派，洵足当之矣。”其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皖派以戴东原为中心，以求是为标帜，我们叫他做考证学。”可见考证学是皖派的代称。梁启超还以“朴学” 为标题对清代学术中以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代表的正统派进行了总结。以此观之，用“朴学”来称呼乾嘉学术，梁启超是认可的。这就讨论了关于乾嘉学术的称谓问题。更重要的是，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称谓以及清代学术研究对象的认知对后来的学者影响深远。梁启超认为，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近三百年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作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并将这一时期的学术简称为“清学”。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多以“清学的出发点”、“清学分裂的原因”、“清学正统派的殿军”等为标题，来论述清代学术，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清学”也多次出现。　　梁启超的这一论述廓清了清代学术研究的时间段，也超越了以汉学来论清学的拘囿。他对清代学术的研究以“近三百年”为一时代单位，对之后的学者有重要影响，如钱穆、张舜徽等学者也分别以“近三百年学术史”来主讲清代学术。同时，以“清学”来代称清代学术也为后来诸多学者采纳。如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总结清代学术的治学精神时写道：“‘但宜推求，勿为株守’八个字是清学的真精神”，对有清一代学术，沿用“清学”。钱穆在1934年发表了《汉学与宋学》一文，在该文的第六部分“清学之病态的发展”中论述了清代学者从事于考据的原因12。钱穆在这里用“清学”来指代有清一代学术，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清学一词也多有出现，如“书院讲学之影响于清学者仍非浅也”13等。　　在梁启超、钱穆之后，又有学者发表了自己对清代学术称谓的看法。徐复观说：“ 此一学派，以内容言，称为考据学派，而实以文字训诂为主。此名称，焦循已加以反对。以时代言，又被称为乾嘉学派，但嘉庆时代学风已变，此名称也不太适当。”14张舜徽也指出：“汉学之名，本甚不通。始乾嘉诸经师宗尚古注，精研许郑，亦特以求是而已，初未尝树一汉学之帜以炫异于世也。”15　　从近代学者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以“朴学”、“汉学”或“考据学”来命名有清一代学术多有不适。“汉学”不仅有门户之嫌外，而且也不能完全代表乾嘉学术的整体面貌，因为用汉学指代吴派学术则较为恰当，指代皖派则有不妥。同时，汉学多就经学而言，其它的诸如史学考证、文学考证等容易被忽略。“考据学”是一种研究学术的方法，虽说盛于清代，但在汉代，汉儒也常用此法，即便是在理学兴盛的宋代也有考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历来都被认为是考据学的名作。据此观之，以考据学来代称清代学术不甚恰当。有的学者用“乾嘉之学”或　“乾嘉考据学”，此种称谓值得商榷。乾嘉考据学虽然是清代学术的中坚，但是不能涵盖清代考据的全部，这是因为其将乾嘉以前的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考据学大师排除在外，也容纳不了此后的孙诒让、俞樾等清代考据学的殿军。　　清代学术不仅包括汉学也有宋学，有经学考据也有史学考据，对子学的研究也相当丰富，经学既有崇尚古文经学者也有崇尚今文经学者，另外，桐城派学术也是清代学术的一部分，并且清初学术也是包罗万象。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清代学术的不断深入研究，对清代学术的认知也不断深化，如台湾学者张寿安、张丽珠提出“乾嘉新义理学” ，大陆学者周积明对此积极回应；郭康松提出乾嘉考据学的经世思潮，一改以往学者所熟知的乾嘉学者抛弃清初学者经世致用精神的观念；龚书铎主编的《清代理学史》（上中下三卷）的出版，更是丰富了清代学术的内容。这些新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对清代学术的认知更加深化，这也从另一方面展示了清代学术内容的多样性。笔者以为，若用以上三个称谓来指代有清一代学术是不妥当的。而“清学”一词涵盖面宽泛，尽管目前对这一称谓还没有定论，不过较之以上三种称谓而言似乎更具有合理性，能涵盖清代学术的方方面面，也能很好地与汉学、宋学相区别，更没有强分门户之嫌，这一称谓从梁启超使用始，已渐有取代以上三种称谓之势而成为指代清代学术的专有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