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野下的党内民主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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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治视野下的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在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下，既然“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起示范和带动作用”，那么，依法治党对依法治国也必然“起示范和带动作用”。法治的基本原则是重规范和制度，崇尚法制和秩序，反对无政府状态和冲突。在党内生活中贯彻法治原则必须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依法治党。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条件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条件的变化，迫切要求我们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其中，包括依法治

2、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能力。在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下，依法治党不仅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和根本要求，而且对依法治国“起示范和带动作用。”依法治党关键是党内民主的制度建设。一、实现党内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需要。”在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法定的执政党，它对国家和社会实行政治领导，党在国家和社会中的这种重要

3、角色和地位，决定了党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活具有强大的驱动力和巨大的影响力。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起示范和带动作用”，依法治党状况对依法治国同样“起示范和带动作用”。党不仅要成为依法治国的倡导者、推动者和执行者，而且要通过自身制度化和法律化建设成为依法治国的榜样、模范和先导。然而，受中国传统专制文化、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特殊背景和特殊历史任务、建国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党内“左”的思想等共同作用和影响，我们党在民主制度化建设方面存在着明显缺失和缺陷，乃至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4、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总结的，是由于“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但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古人云：“以古为鉴，可明得失”。恩格斯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学习来得快。”“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是，在党内生活中必须摒弃“大民主”、“人治”式民主，实行法治式的民主，必须以法治党，实现党内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

5、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二、构建党内民主制度的完整性、健全性民主的本意既然为“众人之治”，就必须制定大家都遵守的规则，即法律和制度。如果没有健全的制度

6、和法制，也就不可能以法治党，这就是所谓“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因此，法治的最重要特征是法律和各项制度的健全，使之有效地通行于整个社会生活诸领域判断一个政党法治化程度首先看这个政党制度的是否健全。制度是把人们在某一领域中长期实践获得的经验加以总结归纳概括和定型，以条例、规则的形式体现出来，用以规范人们行为的一种行为规范。党内民主制度就是把长期以来党的领导工作和党内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和概括，以党内法规、条例、规则的形式体现出来，用以规范党员和党组织行为的一种行为规范。因此，党内民主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问题，更重要的是党内民主制度的建设问题。中

7、国是一个只有专制传统而缺乏民主精神的国家。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缺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断冲击和破坏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但是，即使是这样一场彻底的民主革命，也不可能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彻底上扫除干净。“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也“毒害”我们的党内生活。从建国前一直延续到建国后，从战争时期一直延续到和平时期，并且至今还在

8、发挥“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