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晟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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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孙晟述论凡研究隋王朝民突厥关系者，长孙晟的业绩是不应忽视的。本文拟通过对长孙晟一生活动的述论，以揭示隋与突厥关系发展进程的某些片断。一长孙晟，河南洛阳人，生于西魏废帝元年（552），卒于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其一生正逢中国封建社会自北朝更迭到隋文帝一统由乱至治的动荡岁月。长孙晟18岁即任北周司卫上士，后迁车骑都府。入隋之后，历任车骑将军、左骁卫车骑将军、左勋卫骠骑将军、左领军将军、武卫将军、右骁卫将军等军职，是隋文帝左右参予军机的重要人物之一。综其一生政治、军事活动的主要方面是协同隋文帝处理对突厥的关系。长孙晟在处理与突厥关系上有一整套较完整的方略，

2、集中反映在开皇元年（581）一次他向隋文帝上书中，此上书《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记述最详，其文如下：“臣闻丧乱之极，必致升平，是故上天启其机，圣人成其务。伏惟皇帝陛下当百王之末，膺千载之期，诸夏虽安，戎场尚梗。兴师致讨，未是其时，弃于度外，又复侵扰。故宜密运筹策，渐以攘之，计失则百姓不宁，计得则万代之福。吉凶所系，伏愿详思。臣于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实所具知。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奸多而势弱，曲取于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弥缝，实怀疑惧。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

3、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迥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霫，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承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孙子兵法》攻谋篇第三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长孙晟正是在分析了当时突厥政治军事形势是强大中蕴孕着分裂危机的现状后，提出自己著名的治突厥之策。突厥是强大的。6世纪中叶突厥族崛起于我国北方草原[1]，西魏废帝元年（552），土门可汗摆脱了柔然汗国的统治而立国。其子木杆可汗统治期间（553-57

4、2），国势大振，“西破唳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雄据北方，其时汗国统治地域“东自辽海以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2]。当时中原地区北齐与北周两个王朝在互相争戎中，均间突厥“争请盟好，求结和亲”[3]，突厥统治者对二者，先是不偏袒任何一方，等距相待，从中取利，后改为厚周薄齐，“与周合从，终亡齐国。”[4]显然，当时突厥确是强大，其政治态度的向背，足以改变中原地区力量的均衡。这种强盛之势，历木杆可汗、佗钵可汗（572-581）至摄图（即沙钵略可汗）数十载而不衰。开皇元年（581年），隋取代北周。曾与北周统治集

5、团和亲结盟的突厥[5]，当然不会以友好态度待之，因此，隋初，隋与突厥的关系日趋紧张。史载其原由有二：一是“隋主既立，待突厥礼薄”；二是，北周和亲突厥的“千金公主伤其宗祀复灭，日夜言于沙钵略，请为周复雠”[6]。其实，这些都是藉口而已，更内在的原因是突厥奴隶主贵族看到隋朝初创，立足未稳，想乘机侵掠以饱私利。如《隋书》所评：突厥贵族是“亲疏因其强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则款塞顿颡，盛则弯弓寇掠，屈申异态，强弱相反”[7]。因此，面对咄咄逼人的突厥统治者，隋文帝不能不认真对待。突厥在强大中又蕴含着分裂的危机。透过貌似强大的表象，看到其内部蕴含着分裂的危机，正是长孙晟

6、高人一筹之处。时突厥虽“控弦数十万，中国惮之”[8]，但其内部并不团结，即所谓“摄图，玷厥（达头可汗）、阿波（大逻便）、突利（染干）等叔侄兄弟各统强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据此，长孙晟认为对付突厥的最佳方案是：“难以力征，易可离间”[9]。长孙晟在上述认识基础上提出治突厥策的核心是：“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这一政策得到了隋文帝的赞赏与支持，史载：“上省表大悦，因召与语，晟复口陈形势，手画山川，写其虚实，皆如指掌。上深嗟异，皆纳用焉”[10]。二长孙晟是隋朝对突厥政策的制定者，又是身体力行的实施者，并在实施过程中根据情况的变化，又适

7、时对政策进行了调整。具体言，以与摄图关系的由战到和为界，分为侧重不同的前后二个阶段。开皇五年（585）之前重点放在远交达头，近攻摄图；之后则转变为离强（指达头）合弱（指染干）上。开皇五年以前，在与摄图关系以战为主的阶段里，长孙晟虽在窦荣定军中“为偏将”[11]，参加了抵御摄图的军事行动，但他的主要精力则是放在政治方面。开皇元年，即在隋文帝采纳其治突厥策后不久，长孙晟和元晖即分赴罗侯，玷厥驻地。元晖“出伊吾道，使诣突厥，赐以狼头纛”[12]，“晖说以利害，申国厚礼，可汗大悦，遣其名王随献方物”[13]。长孙晟则以车骑将军身份亲“出黄龙道，斋币赐奚、霫、契丹等

8、，遣为响导，得至处罗侯所，深布心腹，诱令内附”[14]，此系长孙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