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校园电影中的青年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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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产校园电影中的青年形象　　无论是从电影本身的艺术道路抑或是从公众的认可度而言，校园电影都已经成为国产电影中的一个重要类型，也因为其所具有的小成本、高回报的商业特色而成为近年来两岸三地导演勇于尝试的拍摄方向。如麦曦茵的《烈日当空》（2008）、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2011）、赵薇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2013）等都取得了口碑与票房上的成功。可以说，就当下的中国电影产业来说，校园电影可谓是一颗散发着光彩的新星。毫无疑问，校园电影的重要表现对象乃是正经历着人生的成长阶段，还未踏上社会，其活动范围主要在校园中的青年

2、。这些青年尽管在生理和心智上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成长，然而其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摆脱封闭的校园，进入成人世界之中。特殊的年龄使他们有着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而摇摆在校园与社会之间的特殊环境则为青年们的种种与成年人迥异的思维和举动的萌生提供了“气候”与“土壤”。对于校园电影来说，无论是基于传播学视域下的商业回报的考虑，抑或是电影作为一种社会精神文化产品所应当肩负起的教化、宣传使命，关注青年始终都是校园电影不可回避的责任。[1]20世纪90年代后诞生的国产校园电影为观众呈现了一批性格各异、命运殊途的青年形象，展现着青年的人生历程，同时也让观众融入

3、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之中，促使观众产生共鸣，可以说这便是国产校园电影体现出来的最有意义的人文情怀与写实精神。　　一、迷茫、困惑的青年形象　　在谈及台湾青少年时，有学者指出他们具有“动态性高、爆发力强、个性不稳定、价值观尚在摸索当中，做任何事并不深思熟虑，冲动而无需太多动机，他（她）们摆荡在孩童/成人、纯真/世故复杂、正途/歧途之间”[2]的特色，而事实上，这一概述用以形容内地乃至更广范围内的青少年都是可行的。青年人的世界观尚不健全，既无法完全理解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也无法全面认识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另一方面，青年在成长中又需要不断

4、地面对自由与束缚、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残酷对抗，这往往使得他们倍感焦虑。一旦在成长过程中缺失了一个合格的领路人或同伴的角色，青年就有可能沦为在黑夜中前行的船只，无法分辨出正确的前进方向，无法领悟到认知社会和自我，接近生活真谛的正确途径。而对于电影艺术来说，塑造出迷茫、困惑，给他人和自己带来了伤害的青年形象，也有助于为电影增添悲剧意味。　　以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为例，电影中借助小四和小明之间的悲剧故事为观众揭开了整个台湾社会的病因。[3]故事的背景被设置在20世纪60年代的台北，电影一开始便渲染了那个时代极为严酷的社

5、会秩序，如小四等人必须面对的竞争激烈的大学联考与中学淘汰制度，以及国民党迁台以后为整个社会笼罩的“反攻大陆”的意识形态高压和“戒严”的自由牢笼。而另一方面，来台的外省人们又带来了各式各样有关家乡曾经的繁华诉说和迷梦回忆。在这种环境中，青年人对于未来有着一种强烈的不确定感，当这种迷茫和困惑被放大到极限时，青年人便有可能在其中窒息。电影中表现了太多善意被“恶”驱赶的画面，首先是群殴事件，学生们先是在学校里打群架，随后发展到在外面争地盘，在台球室和冰店之中互相砍杀，画面极为血腥，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只能以暴力的方式发泄自己多余的精力。杨德昌给

6、予这些“小大人式”的青年足够的主体性，丝毫没有低估他们可以表现出来的残忍和狡诈。而男主人公小四原本是一个家长眼中的好孩子，并且还承担着家里人对他考上大学，提升家庭地位的殷切期待。他原本完全可以走上一条与“小太保”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然而自从喜欢上小明，小四的人生便越来越脱离了自我掌控的范围，以至于道德感十分强烈的小四在发现小明频繁更换男友后选择了杀死小明。电影改编自台湾的真实案件，如果对杨德昌的表现手法稍加梳理便不难发现，小四的悲剧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结识了小明，而是整个社会震荡给人们带来的痛苦的一角。当小四无比信赖自己强硬的父亲时，却

7、发现父亲需要低声下气地对训导主任赔好话；当小明成为小四眼中唯一的光明时，小明却因为生存的压力而不得不周旋于多个男人之间，成为小四不能容忍的、堕落的“娼妓”。正是因为小四无法接受，又发现自己无法改变这个社会的黑暗面，他才用青年人冲动的方式投向了“恶”的怀抱。　　二、追求情感实现的青年形象　　故事类电影作为一门艺术，是由人倾注情感打造而成的，在内涵上也必须是关注人的情感和精神生活的。出于人的生理本能，对异性情感的萌动是绝大多数青年成长的必经历程，获得异性的欣赏和肯定也是青年的个体需求，这些对青年精神世界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可能直接

8、影响青年人的情绪、信念和人生态度。同时，在追求个人情感实现的过程中，青年与同性之间的友谊、与父母之间的亲情也在接受着考验。尤其是在中国特有的环境（如学习教育理念存在偏差，家长集权观念下对青年情感的忽视，等等）下，青年的情感需求往往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