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围城》的文化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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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者的交融混杂进行了透辟的分析和辛辣的批判;而且将矛头直指知识分子，在“冷嘲热讽”中剖析这些“新儒林”的困境、弱点，挖掘出他们身上最旧的、最可怜的精神垃圾。钱钟书把所拥有的人生经验用诗人的神经来感觉它，用哲学家的头脑来思索它，在事实之外配上一连串思想沉潜、寄慨深远的哲理议论，“学人之小说”理胜于情。在别具一格的讽刺艺术中，犀利的文化视角熠熠生辉。一、传统文化与西洋文明的荒谬结合成功的艺术形象不仅是作品甚或作家的代表，更体现着特定的文化观。《围城》中艺术典型的第一号人物就是方鸿渐，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

3、到一个受中外文明双重熏陶，不学无术的可怜的知识分子形象。钱钟书曾说《围城》是“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具体来说，就是写社会中这类人物的劣根性。方鸿渐可以在归国的客船上对疯玩“杯水主义”肉欲游戏的鲍小姐喊着“黑甜”、“朱古力小姐”，应酬着苏文纵，追求了唐晓芙，在从三间大学解职后，走进最终又走出孙柔嘉的“围城”。方鸿渐的摇摆不定根源于他对待爱情的态度是模糊的，没有自己明确的目标和立场。他的头脑中有着复杂混乱的爱情逻辑，使他在面对每一次爱情纠葛问题时总是不断地做着让自己懊悔却又屡次重蹈覆辙的事，在

4、真情和假意之间徘徊往返，在爱情婚姻的“围城”中重复着走进又走出的游戏。但不论是“走进”还是“走出”都不能如他所愿，因为他的爱情是“盲目”的，他本身就不知“愿”在何处，因此也就无所谓是否“如愿”了。他自己感受到的，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面对孙柔嘉所有的不动声色的试探和诱惑，方鸿渐以一种自以为是的坦荡摆出一副无所谓的面目，实际上是在假装无知中逃避这个事实。他心中并无明确的应对策略和方向，甚至不明确自己是否真心爱她，只能被动地一步步地走向她“温柔的陷阱”。而孙柔嘉借助“外界力量”，或是陆子潇写给孙父的“匿名信

5、”，或是李梅亭和陆子潇的当场“目证”，将方鸿渐顺利地推进自己的“围城”，而他只能在万般无奈中成就了自己和孙柔嘉，在同事的追问下用一连串的答应出卖了自己。这又一次违背意愿的决定带给了他更大的悔恨:婚后无休止的争吵后的分道扬镰。方鸿渐最终的结局就是陷人到深深的懊悔和对多变的现实的万分无奈之中。方鸿渐是个可怜之人，他对爱情迷惘的态度和犹豫怯懦的行动使他在突发的外界力量的变化中无法应对，只能被动地承受一切所不愿看到的事情，这就造成了方鸿渐在爱情上屡遭挫折的不幸。传统文化和西洋文明双重熏陶出来的新式知识分子在爱情问

6、题上唯唯诺诺的表现，恰恰是中西文化合璧的典型。有关爱情的保守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开放的西洋文明两种态度交汇在方鸿渐的身上，相互碰撞中既溶解又排斥，他的才疏学浅和自作聪明使他既无法领悟两种文明的真谛更不能将二者完美地结合，只能游走于表面的文化外衣之上。在他眼中，牛奶、咖啡、面包便是西方，文言文、线装书便是东方。他遇到浑身散发着西洋气息的鲍小姐便显露出开化堕落的一面，遇到中国传统淑女唐晓芙又表现出了款款绅士的风度。而其自身并不具备明确的爱情观，两种文明的皮毛遮蔽了他的耳目，混淆了他的视听，相互冲击使他不知该如何选

7、择，从而丧失了独立的审美能力，徘徊在中西文化的边缘之地，只能在人生路上遇到一个爱情便昏昏沉沉地游戏一番，走出一个“围城”再进一个也无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待中西两种文明只是浮光掠影，只去接受二者最外在的食、色表相，而抛弃了两种文明的精髓，最终只能沦为二者荒谬结合的牺牲品。而似乎与爱情不同，方鸿渐在学术事业之路上却呈现出罕见的“勇气”和“决断力”，此“无用之人”在做起遮羞蔽丑之事来绝非等闲之辈。他虽学的是中国文学，但仍需外国招牌，在学术界眼中西方的认可俨然成了中国文化的“验证码”。就在方鸿渐即将“学成归国”

8、时，此“验证码”仍未能得到，情急之下当机立断便走了条捷径:买得假博士文凭来哄哄父亲和丈人并自我安慰:“光耀门媚，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表面上的冠冕堂皇只为一遮那无法示人的空虚和丑陋。为了掩饰自己山中竹笋的面貌，少不了要拿出一番气概和手腕，于是方鸿渐面对仕途起伏俨然成了一个“铮铮男儿”:面对点金银行和三间大学对他的解聘，他能走得毅然决然，尽管那高傲的神气只为撑住所剩无几的底气;面对伪职的去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