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当局国家认同与两岸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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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湾当局国家认同与两岸政策国家认同，就是在有他国存在的语境下,人们构建出归属于某个“国家”的“身份感”，即某个地区的人们（包括阶级及其政党、政府和社会集团、个人）对该地区“国家归属”的认定和赞同。在现实政治中，国家认同往往表现为对具体的国号、政府、族群集合体等情感归属取向。在台湾，国家认同则具体体现为台湾在国际上的法律地位、“国号”的使用、当局政权的合法性等方面。参见郭艳：“全球化时代的后发展国家：国家认同遭遇‘去中心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林劲：“浅析现阶段台湾的“国家认同”危机“，《台湾研究集刊》，19

2、93年第3期；刘国深.《当代台湾政治分析》第2版.北京:九州出版社，2002年10月.第73页等。自1949年至今，台湾当局对“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包含了对“中国”和“台湾”两种不同的国家认同观。台湾当局“中国”国家认同观，意指一种通过坚持“中华民国法统”，或承认台湾与祖国大陆在国家、种族、历史和文化等方面具有同一渊源性，来认知台湾“中华民国”的国家属性；“台湾”国家认同观，则指台湾当局为淡化“中国”观念，割裂台湾与祖国大陆历史和文化联系，把台湾和大陆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国家来认知台湾“中华民国”的国家属性。但在现实政治运作中

3、，这两种国家认同观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国际法主体的问题。“中国”国家认同观，需要解决“中华民国”对大陆的主权与现实在台湾治权的内在张力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如何统一问题；“台湾”国家认同观，则必须面临如何“建国”而不受大陆使用武力致使其“灭亡”的命运。因此，从国家认同观的视角看待台湾当局两岸统独政策，是研究台湾政治发展和两岸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课题。一、蒋介石、蒋经国时期“中国”国家认同与“两岸统一”政策。1949年，中国国民党政权退踞台湾，通过颁布《戒严法》、《动员戡乱时期临时

4、条款》、《惩治叛乱条例》和《戡乱时期检索匪谍条例》等法规，在台湾全面建立了戒严体制，并以此赋予国民党政权独裁统治的法律依据，从而形成了20世纪50－60年代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强权统治。与国民党独裁统治相伴随的是，国民党政权利用各种党政资源和社会媒介，在台湾培养大中国思想和反共意识，形成高度集中的国家认同观，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负有“光复大陆”的神圣使命，对外在联合国代表中国；台湾人与外省人同为中国人，政府对台湾人与外省人一视同仁等。[美]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

5、第68页。这样以“中华民国”为国号的“中国”在台湾就是国家认同的唯一对象，任何“归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独立的思想与组织都是非法的。这种国家认同，因“中华民国”8在1971年以前代表“中国”占有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其合法性与正当性在国际社会也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在“中国”国家认同观下，国民党溃退台湾后，“光复大陆”一直是其对大陆的主要政策，蒋介石因此还提出了“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积极准备反攻大陆。但由于两岸军事力量的悬殊和后来美国的干预，台湾当局开始改变对大陆的政策，在继续坚持与大陆“不接触、不妥协、

6、不谈判”“三不政策”的同时，逐渐放弃通过武力手段达到“反共复国”的目标，开始提倡“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政策，1958年11月23日发表的“蒋杜联合声明”声称：国民党宣布在原则上“放弃使用武力收复中国大陆”，同意实现“重返大陆”的主要手段是实行“三民主义”，而不是使用武力。《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下），世界只是出版社1961年，第2915页。在1963年国民党“九大”上，台湾当局制定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大陆政策。20世纪70年代，台湾“中国”的国家认同开始受到动摇。1971年第26届联大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

7、法席位，在美国“双重代表权”提案流产后，国民党政权也本着“汉贼不两立”的原则退出联合国，从而昭示了“中华民国”作为“主权国家”认同的虚幻性。反映到外交层面，从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人联合国到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骤减到39个，而承认中共的则扩增至85国。陈毓均：《一个中国与台北一华府一北京》，台北：环宇出版社，1996年，第21一26页。台湾70年代“外交溃败”削弱了台湾民众对“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也影响到其作为主权国家认同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但因国民党长期反共意识形态宣传和两岸政权对立的政治现

8、实，台湾国家认同的对象并不能像联合国席位那样，由“中华民国”正常的替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导致“中华民国法统”危机和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混乱。为应对“外交溃败”和由“外交溃败”引发的“法统”危机与国家认同的混乱，国民党意识到，必须重塑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走“本土化”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