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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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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析清代旅蒙商对农牧经济的价值和作用一、清代旅蒙商发展概况清代旅蒙商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主要以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为中心,活动于内蒙西部和外蒙广大地区。这两所城市对清初漠北的影响很大,尽管按居民人数和城市大小来说,乌里雅苏台在北部蒙古的城市中占第二位,但它是统治全蒙的将军市[1]。1780年开始,封乌里雅苏台将军爵,不再从蒙古人中承袭,而是从满族人中录用,议政大臣从蒙古汗、王、贝勒、伯、公其中,遵照皇帝的指令升用。从这时候开始,乌里雅苏台成为喀尔喀蒙古的中心[2]。魏源在《圣武记》第三卷中说:乾隆中叶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二城业
2、已建成。以经营牲畜、皮毛、药材、日用百货等业务为主,在京、津、泸、杭、晋、翼、鲁、豫、湖、广等地均有分支,雇佣人数达近7000,贸易总额一般年份约白银1000万两。研究旅蒙商历史,就不能撇开大盛魁,因为它是清代内蒙地区最大的一家旅蒙商号。关于大盛魁的存立年限,有一种说法,是根据呼和浩特市佘力图召(延寿寺)佛殿前的大清雍正甲辰上春吉日,大盛魁敬献字行,判断为1724年(雍正二年)作为开始的一年[3]。从1724年至1929年大盛魁(民国十八年)宣告歇业,共经历205年。此年大盛魁献匾在呼和浩特延寿寺,它应该是发展到一定年限
3、之后,才献给此寺庙匾词。所以大盛魁的存立年应该再往前推算才更科学,再往前推40年即1684年左右较为可靠。清朝征噶尔丹之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驻有重兵。定边左幅将军驻于乌里雅苏台,统辖外蒙及乌梁海诸部,乌里雅苏台成为清朝统治外蒙的一个军事政治中心。大盛魁以乌里雅苏台为基地(科布多和归化城为重要分支),为这里驻有的大量军政人员生活提供服务,并开展其他经营活动。随着清朝对外蒙古的统治进一步加强,大盛魁的业务也得到很大发展,除了为那些军政人员提供生活物品,还协助外蒙古王公向北京纳贡、值班和引见,并用高利贷的方法,帮助他们解决
4、所需费用。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清朝政府把外蒙古的税收、征收驿站的费用也包给了大盛魁。二、旅蒙商对农牧经济的互补、协调作用清初漠北蒙古主要是单一的游牧经济,在满州统一蒙古200年之内,这种经济模式始终没有多大变化。虽然也有一定的农业生产活动,但农业经济所占比例甚低,未能改变漠北游牧经济的经济结构。清初的漠北蒙古,也包括漠南蒙古地区,虽然喇嘛教发展迅速发展,传统的萨满教没有过去的那么活跃,民族文化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但是传统的游牧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在古代,单一的纯粹的经济模式是以单独独立的形式生存不了的。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
5、互相补充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它们互相需要和补充的程度是有所不同,有时游牧经济需要农耕经济的补充,有时农耕经济也需要游牧经济的补充。其实,古代的很多民族和国家,包括中国,一直存在着农耕和游牧经济互相融合的问题。也就说不存在依靠纯粹肉食为生的民族,也不存在纯粹依靠蔬菜的民族。有人说长城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界限,不过这条界线存在的时间不长。民族之间的通商贸易是为了满足各民族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并不是一条长城能够阻止了的。漠北喀尔喀蒙古这样单一的游牧经济区非常需要发达的农业、手工业经济的补充,所以来自中原地区的贸易对这里来
6、讲是很重要的。清初,漠北蒙古获得农耕、手工业经济补充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漠北王公朝觐朝廷得到回赏的物资(农耕、手工业);二是马市,通过马市交换物资,获得生活所需物品;三是旅蒙商给广大蒙古族王公和牧民提供的农耕物品。第一个途径只能满足蒙古封建王公的需要,对广大牧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第二个途径马市,按清朝规定设立,在固定的地点,在规定的时间进行贸易,这样的贸易很难满足牧民的需要;第三个途径是旅蒙商,范围涵盖了广大牧民和漠北偏僻地区的王公,时间和地区上也没有限制,满足了漠北蒙古民生的迫切需要。所以无论从范围、时间上,还是从规
7、模上,旅蒙商在补充漠北游牧经济方面都是其他两个途径无法比拟的。旅蒙商大盛魁的经营范围大致可以分为四部分:一是印票部分,二是日用百货部分,三是牲畜部分,四是皮毛、药材部分。印票部分就是放高利贷;日用百货部分是把从全国各地采购的商品运到外蒙古各旗销售;三、四部分是把从外蒙收印票帐得来的羊马,交换或收购的皮毛、药材及其它物品运到归化城,再销往全国各地。旅蒙商最初是清军进攻卫拉特蒙古,作为军需,内务府皇商及一些小商贩随军作营中贸易。在随军贸易中,商人们还与沿途所遇蒙古人进行交易[4]。马市与旅蒙商有密切的联系,马市里也有很多旅蒙
8、商,马市是旅蒙商经营活动的场所。不过马市是朝廷允许的,是一个集中的场所,例如归化城。旅蒙商的活动范围不只限制在一个固定的城市或场所,他们的买卖遍布全国各地。大盛魁初期是肩挑小贩,蒙古语称其为丹门庆,也叫买卖人,后来这样的大小流动商人散落在蒙古各地角落[5]。后来他们以自养的骆驼队为运输工具,把货物运到前后营,向外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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