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阶级是如何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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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权贵阶级是如何产生的？最近有许多报纸刊登了《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遭到浙江丽水市遂昌县公安局通缉，和丽水市公安局责令遂昌县公安局撤销决定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仇子明为什么会被遂昌县公安局通缉呢？因为她揭露了一个惊天的秘密：权贵资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说是惊天的秘密，那是对老百姓说的，其实在官场上，官僚们利用国企改革之机掠夺国家资财，变国企为私产的把戏，早已屡见不鲜，大家心照不宣。只不过是由于舆论专制主义的庇护，对老百姓讳莫如深，因而至今仍然是一个高深莫测的秘密。据仇子明报道，遂昌县的凯恩上市公司，原来是有着1.3亿元资产的国有企业。在2001年国企改制时，遂昌县的工业局副局长王白

2、浪等16人只用89万元，就买下了这个价值一亿多元的企业。王白浪摇身一变，成了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完成了从政府官僚到权贵资本家的转变。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是既有权又贵显的的官僚们掠夺国家资财的盛宴。它在中华大地上诞育了一个新的剥削阶级——权贵资产阶级。这个新的剥削阶级孕育于八十年代。当时有些官宦子弟和不法之徒，利用改革开放初期管理不善和价格双轨制的漏洞，走私贩私，倒卖批条4，成为最初的亿万富翁。但在非法致富的运作上，他们一般都是各显神通，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联系，还没有形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而且休戚相关的阶级共同体。国企改革为这个阶级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改革的最高指导者

3、完全抛弃了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如群众路线、依靠工人阶级、职工是企业的主人等等。企业改不改，怎样改，都不征求职工的意见；改革的方针政策，也很少考虑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这就为国企的管理者和主管部门合谋侵吞国有资财，大开方便之门。有的上下其手，低价收购；有的李代桃僵，托名亲友；有的转手倒卖，中饱私囊；有的为亲戚朋友开后门；有的用招标形式走过场；还有的甚至空手套白狼，用尚未到手的企业做抵押，向银行贷款，自己不花费一文钱，就把一个好端端的国有企业化为己有。这些以改革为名的侵占活动是不可能闭门操作的，凡是有关的单位和人员，如工商、税务、银行、公安、环保、卫生、法院，甚至党委的组织、宣传等部门，都要花钱打

4、点，利益均沾，于是就形成了许多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就这样，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就在改革的旗号下，堂而皇之地出现于中国社会。这个横跨政商两界的剥削阶级，是通过侵占国家资产和掠夺老百姓的财富起家的。作为国家机器管理者的许多党政官员，不但没有制止这个使社会倒退恶化的过程，反而自觉不自觉地参与甚至积极地策划了、推进了这个过程，从而催生了权贵资产阶级，并且跻身于这个剥削阶级。还有许多地方官吏以“造福一方”为幌子，大搞“政绩工程”4，从中谋取个人利益。他们或巧取豪夺，截留国家资金；或利诱勒索，收受私商贿赂，因而暴发骤富，不断升迁，成为权贵资产阶级的重要成分，在许多地方，他们还是这个剥削阶级的利益保护者。

5、与此同时，一些高官子弟依仗父辈的无限权力，利用国企改革、企业重组等机会，被安放到大型国有企业的高管位置上，高官厚禄，有的还游走于政企之间，既当财神爷，又当官老爷，占尽权贵与财富的全部好处。他们是这个阶级的高贵的精英，同时也是社会的卑劣的蛀虫与权贵资产阶级几乎同时出现的是崛起于民间的豪强资产阶级。他们既无政治权力，也没有显贵地位，但可以通过贿买官吏，利用政治权力，来劫取老百姓的财富，并参与对国家资产的掠夺，成为富甲一方的暴发户。近几年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实际上是许多老百姓为了反抗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剥夺他们的切身权益的斗争。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这两个剥削阶级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对于民众的

6、反压迫反剥夺的维权运动，采取了文武两种手法：文的一手是封住笔杆子，不许媒体报道他们掠夺国家财富和民众权益的真相，禁止介绍民众维权运动的动态，更不许评论维权运动的是非。武的一手是动用枪杆子，逢有反拆迁、反占地的群发事件，动辄调遣警力，武装镇压；对于到北京或省城上访的人员，则派公安人员“截访”，到信访部门门口或上访人员住地围捕，拉回原地迫害。这文武两手，都是以政治权力为后盾的。通缉仇子明，正是遂昌县有关权力部门交叉运用文武两手的具体表现。4当然，仇子明所揭露的只是一个典型的个案。但它显示的本质，即政府官僚利用政治权力掠夺国家财富，侵占民众利益，却展示出权贵资产阶级所赖以产生的基础和条件，那就是

7、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政治权力。权贵资产阶级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垄断和压迫，是现阶段社会不平等、不和谐的动因，政治权力则已经沦落成为权贵资产阶级的守护神和新权贵的培养基。所以，要落实“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建构一个和谐的、公平的社会，就必须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建立严格的权力监督体系。特别是要通过开放舆论，实现广泛的社会监督，消除政治权力对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的庇护，束缚他们的手脚，使他们不再危害社会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