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儒林外史》中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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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儒林外史》中的女性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把男性士子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的伟大作品，真实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现实。同时，这也是一部极写女性的伟大作品。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品，没有独立地位。尤其是在封建末世的清朝，即使是具有话语权的男性十子，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下，其心灵早已极度扭曲，而在封建礼教压制下的广大女性的处境就更为复杂了。作者对这些女性人物并非重点铺写，也没有着意为之，却更加真实自然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女性的生活和心理状态。从女性分布的空间广度来说，除了王宫贵胄之家特殊上层社会的女性之外，上至闺阁女性，下至市井商贩等，普通生活中贴近真实生活与现实社会的各阶层的女性都被吴敬梓以天才的笔力囊括其中。从女性被提及到的时间范围来讲，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中提到的王冕之母，她所处的时间是元朝末年，第五十六回“神宗帝下诏旌贤，刘尚书奉旨承祭”中榜上有名的沈琼枝，被列在承祭榜上的时间是万历四十四年，相隔时间近百年。所以无论从女性生活的空间广度，还是从女性被提及到的时间范围来讲，对《儒林外史》中女性形象的研究都具备文化与历史审视的深刻意义。(1)才华横溢的女性形象-----鲁小姐鲁小姐是《儒林外史》中唯一一个对举业文章精通的才女。她在五六岁时就已经开始读《四书》、《五经》，在十一二岁时，就已经能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烂熟于心，不仅如此，还有“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做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鲁小姐的举业当行不仅表现在她对文章的熟记和写作练习上，还表现在她对八股文章的研读、点校，及对举业文章之外文学作品的玩笑态度上。在鲁小姐的闺房中，于“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部的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每日”言用功之勤，“丹黄烂然”言用功之深，以如此的功力研读举业文章，什么样的八股才能成就不了呢。此外，鲁小姐的举业当行还表现在她对此行才能之外知识的不以为然以及表现出来的玩笑态度，“人家送来的诗、词、歌、赋，正眼儿也不看他。家里虽有什么《千家诗》、《解学士诗》、东坡、小妹诗话之类，到把与伴读的侍女彩蔟、双红们看。闲暇时也教他诌几句诗，以为笑话” 。诗词之类对鲁小姐来说只是她在闲暇时拿来说笑的东西，而在其心中八股学问才是正道。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全书之中态度真正诚恳、真正精通举业的八股才女。在鲁小姐身上除了对八股的痴迷外，还有着令人称道的妇德。这些都可从她持家才干中得到证实。当蘧太守病重，蘧公孙打发娄三、娄四公子接鲁小姐回家时，她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带着“全副妆奁”前往，书中对她此举的形容是“明于大义”。太守去世后，“公孙承重”这时鲁小姐更是“上侍孤孀，下理家政，井井有条”，就连亲戚们也“无不称羡”。还有在家训的秉承和实践上鲁小姐也毫不逊色，有着“闺阁继家声”使命的鲁小姐不仅自己对八股文章孜孜不倦的研读，还把这种八股举业的理想寄托在丈夫和孩子身上。对丈夫，她积极辅助引导；对孩子，她不仅每晚“课子到三四更鼓”，要是“一天遇着那小儿子背不熟”就要“督责他念到天亮”，可见鲁小姐是多么的认真而虔诚的履践着家训。家庭的教育和社会的熏染则在客观方面促成了鲁小姐痴迷于八股举业的形象特征。同时一个女子都能对举业如此精通，可以想见当时社会中八股科举选官制对于世风、人心的异化之深，影响之广。再者，传统封建文化塑造下的贤妻良母就是要把相夫教子作为女性的生活重心和自身价值的所在，而对她们自我的在在和需求却很少关注。鲁小姐辛苦课子行为正是对这种以相夫教子为唯一己任的封建传统的反映(2)迷恋于做官太太的女性形象-----王太太王太太给人最直接的印象是一个官太太迷。这从她的择夫标准和权利欲上可以看出。首先她的择夫标准一定要“是个官，又要有钱”，这实际上体现了当时对富贵奢华崇拜的一种风气，正如那些奔走于官场豪门的文人势要一样，他们所求的不过是物质上的所得、享受，亦或是蝇附骥尾的虚荣。再者，当时社会中举、为官才是有学问、有品德。鲁翰林对娄三公子所说的有着“极高品行”的杨执中不屑一顾，还皱眉道“他若果有学问，为什么不中了去？” 在鲁翰林的眼中，不能中举的话就是没有学问的了。还有在五河县只有中了举，做了乡绅的彭乡绅才被认为是有德行的。这种对做官痴迷的思想在被处于闺阁深院中的一些女性接受之后，便演变成了做官太太的迷恋。王太太对做官太太的追求也正体现了当时社会上对物质、权势的崇拜和追求。其次王太太对官太太的迷恋还表现在其心中强烈的权利欲。她做候选州同王三胖的太太时，弄的家中从上到下都对她恨如头醋”；在她替大女儿送亲时，跟去的家人婆娘只是不小心把她的裙子上弄上了一点灰，她就发狠要把她们“一个个都处死了”，即使面对家人的苦苦求饶，她也不为所动。而对权力的过分使用，使这把双刃剑在割伤别人的同时也割伤了自己。正如她做候选州同王三胖的太太时，虽能耀武扬威于一时，但最终还是落得不被家人容纳的境地。在第四回“打秋风乡绅遭横事”中，汤知县为了博得一个正直清官的名声用极其残忍的手段责罚送给他牛肉的回民师傅。无独有偶，在第三十二回“杜少卿平居豪举”中杜少卿问藏寥斋为什么要做廪生时，藏寥斋回答道：“你那里知道！廪生，一来中的多，中了就做官。就是不中，十几年贡了，朝廷试过，就是去做知县、推官，穿螺蛳结底的靴，坐堂，洒签，打人。像你这样大老官来打秋风，把你关在一间房里，给你一个月豆腐吃，蒸死了你！”同一些士子做官就是为了“坐堂、洒签、打人”一样，王太太对家人婆娘也是动辄非打即骂，心狠手狠毫不留情。从她的所作所为中丝毫看不到德行、迁善、睦亲等与人为善的儒家传统道德的美好品质。在王太太身上，我们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一种掌权者的淫威、残忍。王太太的打骂家人同士子的“坐堂、洒签、打人”一样，其实是源于一种权力欲，是心理的扭曲。(3)工于心计的节妇形象------赵氏《儒林外史》中赵氏给人的直接印象是工于心计：她为了摆脱妾的身份，争取到家庭女主人的地位，可谓是机关算尽。首先在严监生的原配妻子王氏病重之际，对王氏照顾得无微不至，不仅白天在病榻旁殷勤侍奉，表现出忧心忡忡的样子，每天晚上还在院子里为王氏祈福，这一切都为她在家庭中树立了一个温婉贤良、善良卑弱的形象，更重要的是这为她取得了王氏些许的信任。而当王氏建议让老爷把她扶正的话刚一出口，她便“忙”把老爷请进来，为自己扶正的事取得严监生的许可，可以看出赵氏等待这一时刻的来临已经很久了。 从她不顾王氏已经昏过去的现实依然如一行礼的举动，也可见她对王氏病重的担心并非出于真心，这只不过是她不得已的以退为进的手段，赵氏的城府之深，由此可见一斑。当赵氏取得了当家女主人的地位后，她对王德、王仁兄弟，还有大伯严贡生的态度则如对自家骨肉的亲兄弟、亲大伯一般，时时想着，银两、饮食总不忘了两位舅爷、大伯。这样的讨好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成效，她的主母身份得到了两位舅爷和大伯的一致承认。赵氏工于心计的性格的形成是有着深层的历史原因的，那就是封建社会妾赢制度对妻妾不平等的规定。在封建社会妾不仅对丈夫要惟命是听，同时还要在妻的管辖之下，而且妻的权利竟大到可以左右妾在这个家庭中的去留，这就使得妾与妻之间天然的在在着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妾与妻这个群体的内部之间的得宠失宠、得势失势的竞争中，必然会加剧妻妾之间的猜疑和表面上的貌合神离。虽然赵氏对王氏的病照顾有加，但是从王氏对她的哭诉默不作声和听到丫鬟说她为自己祈福的“似信不信”中可以看出，赵氐和王氏之间表面上亲如姐妹，实际上确实貌合神离，连最基本的信任也没有。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本是急于坐上家庭女主人之位的赵氏，却能够以强大的忍耐力暂时压抑自己心底的热望，而以一副软弱可怜、毫无心机的外在状态示人，因为在她未达到目的之前，装弱小是她保护自己，并试图赢得王氏信任的一个方式，还因为王氏作为这个家庭的女主人有权决定赵氏的去留，以及在她去世后赵氏在家庭中的地位。而赵氏财产被大伯的褫夺的遭遇，则是对封建宗法制度和当时世风日下、伦常败坏的谴责。在封建社会儒家宗法制度的规定下，外面的世界对女性是关闭的，再加上封建礼法不断强化妇女要“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观念，对女性来讲她们的选择只能是婚姻和家庭。在家庭中对男性的依赖，又使女性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了男性的手中，就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也只能取决于男性，所以在家庭中有无丈夫可以依靠，以及丈夫对自己的态度，都会从根本上决定女性能否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和生存，及现实处境的好坏，生存上的依附性和族权的权威性是造成赵氏被驱逐出家门的历史原因。而当时世风堕落和伦常败坏的风气则是造成赵氏悲剧结局的现实原因。赵氏独子的突然夭折，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劈 雳般的打击。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的赵氏急忙地想从大伯严贡生那里过继一个小儿子来，不料此时的严贡生出尔反尔，竟说出要把赵氏再嫁出去的话。王德、王仁于此时袖手旁观，开米店的赵老二扯银炉的赵老汉也落得个好好先生。孤立无援的赵氏虽哭天抢地却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即使她再怎么“自己隔着屏风，请教大爷，数说这些从前以往的话”也是于事无补。经过严贡生的“多方奔走”还是使赵氏要立大伯的小儿子的愿望落空，自己仅分得了三分家私过日子。但即使是为了这仅有的一点财产，赵氏也是要守节的，因为清律例“如寡妇改嫁，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严贡生的虎噬狼贪、仁德舅的忘恩负义都在把已经孤立无依的节妇——赵氏逼往更悲惨的境地。(4)平凡伟大的母亲形象—王母《儒林外史》中还弥漫着一种“母亲氛围”，从篇首的王冕之母到之后的匡超人之母、鲍廷玺之母等，从她们各自的性情和对子女的言教中体现了对功名富贵的淡泊或羡慕，以及她们的态度对子女的影响。在《儒林外史》中王冕的母亲是作者最为赞赏的一个母亲形象，在她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品格正是作者理想中的人格，同时作者将她放在卷首，更是在她身上寄予了特殊的意义，那就是“说楔子敷陈大义”。王冕的母亲是《儒林外史》中为数不多的是能在贫苦寒微的环境中始终保持着自身人格高洁与独立的人。在那个唯科举功名至上、唯荣华富贵为宝的社会普遍腐朽堕落的世风之下，王冕的母亲虽身处清贫之境却从不慕富贵功名，自始至终她都没有劝过王冕去学八股、考科举。在王冕年幼、家计难支之日，王冕之母对王冕的教导是让他在秦老家诚实、勤勉地放牛，因为这样就“每月可以得他（秦老）几钱银子”，况且又有“现成饭吃”；而当王冕学问已成时，弥留之际的她对依然王冕千万的叮嘱：“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的遗言，将来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坟墓，不耍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闭。”虽然在封建秩序的规范下，女性不可能走向社会的前台，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使王冕之母能够站在社会中功名富贵的漩涡之外，以一种客观、冷静的心态面对眼前社会中世风、士风的堕落，以及一种敏锐、深刻的洞察力来理性的思考人的价值和尊严。她的这种独立、自由、摒弃功名富贵的思想正和文章末尾出现的四大奇人的思想遥相呼应，正如裁缝荆元所说的“ 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倒不快活。”此外，在王冕之母的身上，我们还可以看见一种自尊的、不卑不亢的人格尊严：当王冕要出去躲开知县的纠缠，却又担心母亲的时候，王冕之母非但没有那种一般百姓对权势的畏惧或谄媚，并且还镇静自若、理直气壮的对王冕说“你自放心出去躲避些时不妨。你又不曾犯罪，难道官府来拿你的母亲去不成？”从王冕之母对功名富贵的摒弃中，我们可以体会出作者刻画此人物的更深刻的用意：那就是让王冕之母以一个道德老人的口气来“敷陈大义”。王冕之母这种不卑不亢的主体人格和她摒弃功名富贵的思想是相得益彰的。同时王冕之母对王冕的独立、自尊、自由的人格的培养方式和鲁编修对鲁小姐的八股教育方式相对照，更加凸显了《儒林外史》反功名富贵的主题。在形形色色的士子中间，《儒林外史》中点缀了这样一些女性，她们绝非若有若无，在这部社会戏剧中，妇女是一群十分重要的人物。虽然她们人数甚少，但这一群经过选择的女性形象却组成了一个变化多姿的中国女性的画廊。有母亲、妻妾、“才女”，还有本文末论及的烈妇以及婢女、老妪等等。我们试图从她们的生活中找出一些她们自己的想法和思想，但答案却是：传统封建女教是她们的准则，主流的社会价值观是她们的价值观，偶有几个别出心裁的（如沈琼枝），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吴敬梓生活的时代是女性受压制最深的时代，历史上所有对女性的压迫都在这一时代重演。几千年的积淀压抑、钳制着她们的思想和灵魂，尽管也涌现着女性解放的思潮，但数千年的因循并不会轻易改变，直到今天，女性解放仍需要当代人的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