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性与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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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理性与新方法当西方学人陷于非理性和解构性思维走上不归之路的时候，中国学人提出了“新理性主义”的观点是极具救正意义的。但是钱中文先生所说的新理性，主要着眼于对人文精神的呼唤，还不是全面救正西方非理性和解构性思维意义上的新理性主义，仅是这一文化总策略的重要方面。因此本节花些篇幅，讨论一下新理性主义的主要内涵及其特征，以及它的方法论要求。一、新理性主义的主要原则从前文可以看出，由于历史提供的机遇，中国学人目前讨论的新理性主义的课题，正是历史所呼唤的思维发展的前沿性课题。从世界性看，它应当是将人类引向新历史境域的一面旗帜；从中国的角度看，它更是中国学人摆脱历

2、史重负，迎头赶上世界性文化思潮，走出被动局面，参与人类文化理论建设的总策略。它对于未来中国的影响，绝不亚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20世纪中国的影响。因此，我主张从文化和思维总体性上去理解和宣扬新理性主义[1]。关于新理性，我以为它应当有两个层面的意义：首先，它是指当下人们应当具有的一种清醒的、冷静的、深思熟虑后的理性的选择，即一种合乎理性的价值趋向。例如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对实践理性即伦理理性的张扬，就表明了一种思想家的睿智；再如钱中文先生多年来对人文精神的呼唤，这至少是中国学界应当追求的理性选择，它表达了我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愿，它至少证明我

3、国文论界有人是相当清醒，相当理性的。这里所倡导的新理性精神，明显是处在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的层面上。当然这种价值取向并非处于一般世俗功利如工具理性的层面上，它是立足于人类长远利益，至少是关乎国家民族长远利益着想的理性的价值判断和取向。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非常实际的。因为这种理性实际上处于作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职业人格的核心地位上，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从事艺术创造和理论创造之前灵魂上自我拷问的出发点，也是其艺术创造和理论创造的归宿点。同时，也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能够保持一份超越性的“孤独”，“举世皆醉我独醒”，发出理性的呐喊呼唤，对社会的发展起到某些制衡作

4、用的深层原因。因此，这个层次的新理性精神，如对新人文精神的坚持与呼唤，对于我们从事21世纪的文学理论建设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决定我们的理论创造，是否有益于人类，是否是促进历史进步的东西。然而，我们认为，还应当有着另一个层面上的“新理性”。它应当是针对旧理性主义而言，又具有超越旧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而又能对上述三个阶段思维成果的合理部分进行综合建构的崭新的超越性思想体系和方法。由于它对上述三个阶段的既超越又继承的关系，所以仍以“新理性主义”作为这思想体系的总称为宜。由于这个思想体系的总括性，因此，就这个思想体系的内涵必然遍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5、的所有领域，是它们未来建设的总的旗帜和总的方向。仅就与文学艺术有关的方面来看，它的内涵至少应包括如下几个大的方面。第一，文化理性。新理性主义首先应坚持文化理性的原则。近年，文学的文化属性越来越被看重。文学具有审美文化的性质，文学意蕴的文化学特征非常突出，文学如果排除了文化内涵，便一刻也不能存在。因此，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建构理论，是完全应该的。但是，根据中国人的切身体会，文化虽然在整体上不好确定其先进或落后的性质，但就文化的某些具体内容来说，确存在着先进与落后的差别。“五四”之前，中国在封建旧文化中打转，严重桎梏了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最后几乎到了快

6、要亡国灭种的地步。“五四”之后，中国人选择了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很快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政治上实现了民族解放，经济上实现了民族腾飞，步入了现代化的大道。这种天渊之别的变化说明，人类必须在文化面前保持一份清醒的头脑，作好理性的选择，不能对文化陷入盲目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就是20世纪中国人的理性的选择，就是坚持文化理性的结果。因此，坚持文化理性原则，是中国人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继承。这样一来，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原则就不太可取了，至少它在对文化的态度上，是非理性的。文化人类学的出现，一方面表现了西方文化史的巨大进步，表现了西方人努力走出欧洲中

7、心主义、美国中心主义的阴影，努力去看其他文化的长处，并试图从对他者文化的阐释中，照映出西方文明的弊端，找出疗救的药方，这应当说是文化理性的表现，是应当肯定的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对他者文化，特别是原始文化“充满尊敬之情，甚至到了采取保守主义观点的地步”[2]，是不足取的。特别是他们笼统地认为文化没有先进落后之分的观点，是不合实际，也是十分有害的，有美化原始、荒蛮、神秘主义之嫌，这是缺乏文化理性眼光的。同时，国内理论界盲目吹嘘的西方什么“文化学转向”、“人类学转向”等等，也缺乏必要的理性观照，也是不应盲从的，这也是我们呼吁坚持文化理性原则的国内和国外

8、的原因。不过我们现在呼唤文化理性原则，已与新文化运动的内涵不同，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十分明确，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