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发法在中国比较诗学研究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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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阐发法在中国比较诗学研究中的运用【】阐发法的提出为比较文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学术实践，文章从中国本土比较诗学的阐发研究出发，论述了这一研究在中国比较诗学方面的发展进程及学术成果。　　【关键词】阐发法；阐释学；比较诗学　　　　“阐发法”是1976年由台湾学者古添洪、陈慧桦提出，但作为一种学术实践，早就存在于王国维、吴宓、朱光潜等人的研究中，至今仍乐于为学者们所采用。　　不过台湾学者提出的“阐发法”实乃单项阐发，即模仿和套用西方文论来阐释中国文学和文论。台湾学者也提到了对西方文论的考验、调整与修正，但从总体倾向来

2、看，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论在这里没有地位，西方中心论痕迹非常明显，移中就西的倾向较为强烈。陈惇、刘象愚在《比较文学概论》中提出了“双向阐发”，并列举了钱钟书关于中西文艺思想的双向阐发的若干例证。杜卫重申了“阐发研究”是双向的、相互的，应中西互释。　　阐发研究使中国文论真正介入国际间诗学的交流与对话，找到了中西融汇的最佳突破口，创造了从术语、范畴、观点和理论模式，乃至文论家和论著、时代与文艺思潮流派等多层面、多方向的沟通条件，扫清了中西文论互释与对比的一些障碍，为中西比较诗学开辟了一条前进的通道。有学者指出，2

3、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第一步，就是要主动与西方文化展开对话，在对话中互释互补，达到跨文化的创造和建构。对话首先要解决的是文化话语问题。然而，中国现当代文化常常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处于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　　季羡林指出：“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东方文论选•序》）　　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梁教授也认为：“在当今的世界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20世纪是

4、文评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主张和主义，争妍斗丽，却没有一种是中国的。……尽管中国的科学家有多人得过诺贝尔奖，中国的作家却无人得此殊荣，中华的文评家无人争取到国际地位。”（《龙学未来的两个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论往往失落了自我，它缺乏一套自己的独特的话语系统，而忙于承袭西方的话语系统。在未来的多元化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国文化能否占有一席之地？我们能否贡献出具有世界影响的文论家和具有世界影响的文艺理论？这就要求我们，首先接上传统文化的血脉，再结合当代文学实践，融汇外国文论。从我们目前文艺理论的现状来看，要想建构

5、和完善中国文论话语，关键在于如何接上传统文论的血脉，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棘手的工作。　　建构和完善中国文论话语的第一步，应当是对传统话语的发掘和整理。即从现代学术观点出发，对传统文论的重要概念和范畴进行清理。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和文论史中，形成了一整套基本范畴和核心概念，如“言”、“象”、“道”，又如“虚”、“实”、“气”、“韵”、“神”等，它们作为中国人观察、思考现实人生及文学现象的有力工具，其中积淀着丰富的中国艺术精神。　　借鉴现代研究成果，对这些概念范畴进行整理，通过具体的批评实践，使其话语功能在言说中得

6、到还原和创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理清中国传统文论的内在逻辑构架与精神内蕴，然后就可以进入中西诗学之间的对话。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仍属边缘文化。中国学者如果仅仅满足于对西方话语的掌握，对话就很可能走向同一语调，仍然是西方话语的独白，最多是补充了一些异文化的材料。　　中西诗学对话必须做到平等性或对等性，即对话双方都是从历史出发，从自己的文化传统出发，并不以某一方的概念、范畴系统来截取另一方。双方都是以对方为参照，来重新认识和整理自己的历史，在这一重整过程中既能发现共同规律，又能发现各自文化差异，并使这种差

7、异为对方所利用，以至促成其新的发展。这样，可以不必强求对话双方采用同一话语，两种不同的话语同样可以讨论相同的问题。　　随着对话的日益深入，多元化文化格局的日益形成，西方文论独霸的局面将最终消失，世界各国文化的互释、互补、对话与对比，将最终达到新的交融，人类共同的诗心和文心将会日益显露，文心艺术的本质特征与基本规律将会被更加深刻地揭示出来，从而建立一个更新、更科学、更完善的文艺理论体系。　　1990年，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孟而康的《比较诗学——东方和西方》出版，标志着西方学界向东西方比较诗学迈出了坚实而重要

8、的步伐。在国内，比较诗学已成为我国文论界的一个理论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