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的怀乡病-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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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闻业的怀乡病

2、第1内容加载中...　在2002年1月三联版的《良友忆旧》上，94岁的马国良像顽皮的少年一样嘲笑了亨利·卢斯。对于1936年11月创刊的《生活》，出版人亨利·卢斯吹嘘说：“1936年以前……从来没有过一本大型的、以图片为主的、大众化而又便宜的刊物。”马国良却纠正道，《生活》的出版人若不是坐井观天，便是缺乏调查研究，早在1926年上海便诞生了《良友画报》。这部回忆录，像很多老一代中国文学青年的回忆录一样，由无法拼接、创造力不足的断片构成，但是它仍散发出某种令人心醉的气质。就像曹聚仁重忆《大公报》、谢泳挖掘《观察》的遗迹，或是李欧梵追溯30年代上海的文学与新闻生产

3、一样，有关《良友》的记忆，勾起了不安现状的知识人与准知识人对于一个臆想中的“黄金时代”欷嘘情感。文人传统的分支像所有现代观念一样，中国新闻业是被迫西化的产物。自19世纪初开始大批涌入中国的传教士在1840年至1890年期间创办了170余种中外文报刊，其中包括1872年创刊的赫赫有名的《申报》。这些林林总总的出版物开始培养最开放的中国城市中的一些有闲阶层的新阅读习惯，但直到借助了19世纪末最著名的知识分子的力量，中国报纸的影响力才开始抵达一个新的高峰。梁启超令人惊讶地承接了中国明星知识分子的传统，他的报刊体文章是古代雄辩家气势与通俗化语言的奇异结合，更重要的是，他打开了观察世界

4、的眼睛，他为涌动着变革浪潮的中国指引了一种看似可行的方向。他先后创办的《时务报》与《新民丛刊》是1890—191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当时的湖南少年毛泽东如很多同代人一样，被梁的文章激动得热血沸腾。但梁启超的成功也暗示了中国的新闻业（或许可以扩大为整个媒体行业）必然性的弱点——它是文人传统的分支，而非真正的现代新闻与商业传统。就在梁启超获得空前成功之时，也是普利策与赫斯特在纽约激烈争夺之时。意识到即将被年轻与野蛮的赫斯特击败的普利策在临终前创办了《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为那些有志投身于此职业的年轻人提供专业训练，并设立了普利策奖。中美这两位最著名的报人个人志趣的差异，同样标志

5、着两国新闻业的迥异，尽管它们的起步时间相差不多，却通向毫无关联的方向。1920年代令人无限怀念，因为新文化运动为它奠定了基调：新鲜的、活跃的、自由的、有创造性的、缺乏教条的。处于青春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除了依靠学院，媒体也是他们施展自我的空间，但新闻人往往是教授、作家、翻译家这些身份的一个延伸而已。当时广受欢迎的专栏作家鲁迅更多地被人铭记为作家。当然，一些更为职业化的新闻人也的确开始登场，新闻业本身产生的利润已逐渐可以供养他们的生活。但是，当时新闻业中浓郁的理想主义气质仍令今人汗颜。夭折的《良友画报》与《申报》是当时媒体行业的表率，但刚刚度过100岁生日的《大公报》似乎更令人尊敬

6、。《大公报》的立场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接管了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出版人吴鼎昌拿出了5万元以创办一家不受政局左右的报纸。在《本社同人声明》中，他们写道：“没有干预言论的股东，也不受社外任何势力的支配。因此言论独立，良心泰然。而我们同人都是职业报人，毫无政治上事业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这份声明所提出的“超越党派的公正原则”是阿道夫·奥克斯1896年接手《纽约时报》时的根本理念，它是成熟的新闻业的基础。三位办报者的誓言的真实性我们无从考证，而吴鼎昌最终加入政界也得力于《大公报》的声誉。但就其姿态感而言，他们无疑被一种更高

7、的理想所驱使，即将自己视作一家值得尊敬的公共机构。《大公报》的成功证明了这种理想主义的生命力。在接下来的国难年代它成了最受尊敬的报纸。它对于抗战的报道，对于国共两党的中性报道，赢得了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共同兴趣，前者每日阅读的是《大公报》而非《中央日报》，后者在1944年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就其形态而言，《大公报》在30、40年代的表现相当成熟，它建立了联系发达的通讯社，在版面设计上也采用了颇有想象力的方式。它对于世界局势的广泛兴趣、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关注令人吃惊。它派记者前往苏联采访工业建设，披露30年代初的国际贸易报告，它关于“农村破产”、中国共

8、产党在西北的状况与抗战沦陷区的报告令人震惊。它开辟的类似“经济周刊”、“科学周刊”，“星期论文”等严肃副刊力图拓展中国人的智性生活。在重新翻阅《大公报》时，你会发现除了类似范长江这样的杰出记者外，该报几乎号召了当时所有的知识精英，胡适、丁文江、傅斯年、梁实秋、张申府……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直接参与了国民党政府在1935年的重组，构成了耳目一新的“人才内阁”，吴鼎昌辞去总经理职位，救任实业部长。梁启超“文人论政”的传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媒体传统，社论写在当时的报纸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公报》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