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文学中的“他者”和日本女作家的战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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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侵华文学中的“他者”和日本女作家的战争观　　摘要：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军部派出的“笔部队”作家创作了“他者”这一歪曲和丑化中国人的形象，妄想以此掩盖其侵略战争的罪行和美化日本军队。“他者”是法西斯军国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日本作家干预和渗透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有深刻的文化根源。其时，日本国内的女权主义者，在整个民族疯狂于国家主义的时空下变节、转向，以此获得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畸形提升，建立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意念内的妇女解放观与军国主义达成了共谋。日本近代著名女作家林芙美子的人生经历代表了日本女权主义变异的缩影。侵华战争时期，林芙美子放弃了自由主义个人奋斗的思想转投军国主义，多次身负官方使命前

2、往中国战场采访报导，成为侵华战争的积极协力者。文章以林芙美子寓华期间创作的描写南京沦陷的小说《运命之旅》为例，分析了侵华文学中“他者”形象的成因及日本女作家的战争观。　　关键词：侵华战争；“他者”中国；社会集体想象物；妇女解放观　　　　1938年8月、11月，日本军部先后两次派出知名作家组成“笔部队”赴中国战场采访报导。“笔部队”仅有的两名女作家之一林芙美子寓华期间发表了书信体的从军记《战线》和日记体的《北岸部队》以及多篇描写侵华战争的小说。在这些作品中，林芙美子极力美化战争，宣传日本皇军的救世思想。《运命之旅》是林芙美子亲眼目睹了南京城陷落和南京大屠杀后创作的美化侵略战争的小说。在这

3、篇作品中通过“他者”展现了日本女作家对侵华战争的思想认识。　　　　一、认识“他者”的视角　　　　法国形象学者布吕奈尔认为：“一个国家按照它的发展过程，在一种文学的总体中反映出来的形象往往表现出由被尊重国家的演变和接受国家的演变而产生的变化。为了描绘这个形象，应该清点构成它的‘所有’文学因素。”《运命之旅》中刻画的“他者”是以林芙美子为代表的“笔部队”从军作家对中国的社会集体想象物，这个“他者”形象的形成有其公众心理的历史文化背景。　　侵华文学的创作，主观上是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服务。在这些作品中，从军作家极力宣扬日本士兵的英勇，恣意表达对中国及中国人的歪曲与丑化，在二元对立的叙事结

4、构中建构“侵略有功”论和“皇军救世”观，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寻找合法性依据。日本军部号召文学家协力战争，且对具体创作有明文规定。这些苛刻的条件严重地违背了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准则。强制性的规定必然对作家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作家不能真实地表现战争的残酷。石川达三的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的遭遇即为最好的实证。　　一个作家或集团若把异国现实看成是绝对落后，则必然于主管上带有一种先天的憎恶之情且会呈现出意识形态的象征模式。在将中国视为敌人、失败者、日本的战利品的叙事过程中，日本作家对中国形象加入了日本文化的优越感与个人的主观情感。　　　　(一)对中国军队的歪曲　　《运命之旅》是日军攻陷南京后，

5、林芙美子眼中所看到的中国士兵、百姓和首都败落的景象。正文之前编辑对此作了评价：由于“事变后和大东亚战争勃发以来，数度到中国以及南方战线从军”，这篇作品“很可以表现出日本作家对于战事的理念和精神”。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黄土和四襟结婚不久即遭南京陷落，作家就主人公逃难途中的所见所闻展现了南京失陷的景象。　　林芙美子从几个角度描绘南京之战中中国士兵形象。在她眼中，中国士兵都是些乌合之众，不仅战斗能力很差，而且军纪涣散，还经常掠夺百姓财物。　　穿灰色军服和卡西色短洋服袴的兵士们，这时候也如雪崩似的挤进了南京街，这些乌合的兵士们从闭着门的商店里，毫不客气地拿出东西来，很使得逃剩下的民众们叫苦。　　

6、从四川来的兵干得最厉害，所以丢下家而逃去的人们，把能拿的东西全部拿跑了。　　假若日本军队来到南京时，这些性子粗暴的乌合的队伍又该把南京市街化为焦土而往别的地方雪崩似的逃去吧?来了就跑，民众这样的批评着。　　战败了的中国士兵不仅被作家歪曲为缺乏战斗力的乌合之众，还以逃兵的形象出现：“兵士也混在避难民中在山里头悄然隐藏起来。”作品详细描写了中国士兵逃跑、抢掠财物、对伤员弃之不顾等负面行为。作家对中国士兵的丑化用意十分明显：南京之所以陷落，实则是中国军队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日军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掩盖了日军侵略的罪行。　　　　(二)亡国奴的卑微和丑陋　　《运命之旅》中着墨最多的是中国百姓。女主人

7、公四襟年芳17岁，在南京一家酒馆里做工。男主人公黄土是夏港做鞋子生意的小商人。作家通过这两个人物表现了中国民众的自私、愚蠢和贪生怕死。南京陷落之时，国难当头的中国民众只顾逃命，既贪生怕死，又眷恋家财，每个人身上都背着大包袱，四襟还将锅碗瓢盆背在身上。黄土想到安庆避难，在江边找船时，一个无处去留的伤兵用乡下土腔哀求黄土带他逃命，却遭到拒绝。《运命之旅》通过刻画中国人的狡猾、猥琐来突出日军高大、善良、正直的形象。日本文人将人性中负面和丑恶的形象强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