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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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晋南北朝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一在魏晋南北朝，尽管曲笔隐讳的史家在歪曲和捏造历史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由于每个史家的社会经历、既得利益、个性气质各不相同，各人曲笔隐讳的方式、程度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也迥然有别。主要表现为如下三种情形：（一）慑于统治阶级的淫威不敢秉笔直书。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把史学作为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一种强有力的思想工具。他们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势，每每要求史家粉饰太平，隐恶扬善。一些史家慑于统治阶级的淫威不敢据事直书。如西晋史家陈寿，早先在蜀之时，曾因“质直”不肯向权宦屈服而备受挫折。吃一堑，

2、长一智。入晋之后，格外“聪警敏识”。他慑于司马氏的赫赫权势，特别是目睹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社会现实，不禁不寒而栗。他撰《三国志》，以免遭到司马氏政权的残酷迫害，采取曲笔回护手法，为魏晋统治者隐恶溢善。如高贵乡公曹髦本为司马昭之党羽成济所杀，但《三国志·高贵乡公纪》只说：“高贵乡公卒，年二十。”且载一司马昭的奏议。这样，在陈寿笔下，司马昭这一弑君之罪魁祸首俨然成为讨贼的功臣。清代赵翼曾愤然指出：“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也。”［1］这里需要附带说明的一点是，陈寿撰《三国志》之

3、时，曹魏政权早已覆没，他为何又要替曹魏政权回护呢？这是因为，魏晋之际是一个篡夺相承的历史时代，而司马氏篡魏，与曹魏篡汉，本是一脉相承的。既要为晋隐讳回护，就不能不替魏回护。陈寿用心可谓良苦。一部《三国志》为魏篡汉、晋篡魏之事竭力隐讳，曲尽袒护。仅就魏、蜀之间的战争而言，凡属魏取胜者则大书特书，而蜀汉的几次胜魏却只字不提。又如司马氏兄弟包藏祸心，残戮忠良，毋丘俭、文钦率兵予以讨伐，当是应受表彰的魏之忠臣，但陈寿为了袒护司马氏，却说他们造反。（二）屈从于个人名利而不愿秉笔直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类史家在

4、他们有限的人生中总是不肯放弃对金钱的追逐、荣华的窃羡和享乐生涯的留恋，为了保全自己的功名利禄，他们不惜对本朝统治者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凡所撰著，一意按统治者的意图行事，对本朝溢美隐恶，于敌国肆意诋毁，歪曲事实，篡改历史。南朝宋史家沈约一生“自负高才，昧于荣利”，政治上的欲望从未消减。为了跻身政坛，享受高官厚禄，凡事处处逢迎主子意图。他早先曾投靠文惠太子（萧长懋），本想借文惠太子称帝在政治上有一番更大的荣耀。不料永明十一年（４９３年）正月，太子病逝。沈约非常伤感，一年之中，登楼赋诗，求仙访道，表面上似有止

5、足之志，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做官的愿望。永元三年（５０１年）十二月，齐雍州刺史萧衍率军直抵建康，杀东昏侯，执掌朝政。就在萧衍篡代之势已成而尚不敢冒然称帝之际，沈约挺身而出，为萧衍出谋划策，终于使萧衍代齐自立。在沈约的导演下，完成了一场禅代丑剧。因此，梁建国以后，沈约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正由于这些，沈约撰《宋书》，从自己的功名利禄出发，大肆颂扬豪门士族，凡属达官显贵者，必为之作“佳传”，立“美名”。对有些王侯、大臣如刘裕、萧道成的篡位弑君，曲意回护，对一些被皇帝枉法诛戮或赐死的诸王、大臣，不如实记其死因，而书

6、以“薨”、“卒”。仅就本纪而言，许多重要历史事实的真相被掩盖与歪曲。特别是沈约处于宋、齐革易之际，身事两朝，既要为宋回护，又要替齐隐讳，更使历史事实乖违颠倒，混淆不清。实为篡夺，却书以“禅位”；正直之士反对权臣为非作歹，而冠以“反”、“叛”之名；阿谀拍马之流起兵助权臣者，反曰“起义”。一切唯主是从，俱无事非标准。南朝齐萧子显身为南齐宗室，极端的功利主义促使他编撰的《南齐书》充满了曲笔不实之辞。他从本阶级的切身利益出发，对待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宁愿舍弃史德曲笔处理，以博得最高统治者欢心。尤其是对其祖先极尽曲

7、笔回护与溢美颂扬之能事。如对其祖父萧道成指使王敬则勾结杨王夫弑宋苍梧王刘昱一事，不予记载。又如为了抬高其父豫章文献王萧嶷的地位，为之作正史列传，置于文惠太子传之后，本无多少事例，却洋洋洒洒，铺陈粉饰至九千余字。至于《南齐书》对宋、齐革易之际史事的记述，曲笔更多。一场尔虞我诈、干戈相交的“易代之战”，在萧子显笔下竟俨然唐虞揖让光景，绝不见逼夺之迹。正如宋王应麟所说：“子显以齐宗室，仕于梁而作齐史，虚美隐恶，其能直笔乎？”［2］这些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而不愿秉笔直书的史家，用本来是公正无私、一视同仁的史笔写下

8、了是非不平、褒贬不公的历史篇章。这一方面严重地损害了历史的真实，给后人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设置了障碍。另一方面也在自己的生平簿上留下了点点污渍。站在今人的立场上说句公道话，这些史家不只是应该受到道义的谴责，而且也应承担一定的历史责任。不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们毕竟是生活在强权社会，特定的时代环境与社会结构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具有今人开阔的视野与坦荡的胸怀，而只能是在个人的小天地里打转转。（三）为一己之私利而故意任情褒贬。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