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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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析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主张周作人更多地思考与探讨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建设,他提出“人的文学”的主张,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文学观和他的社会理想,他想通过文学把人的发展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　　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一文,提出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主要是社会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作家要以严肃的,而非“游戏”的态度,去描写“非人的生活”,为人们展示理想的生活,促进健全发展.要求文学中能够写出人性,文学内容的革新变得重要起来,毫无疑问,中国长久的礼教的束缚下,文学内容多是陈腐的,也是这些礼教的再现,缺乏人性的.因此,

2、内容的革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新.　　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其实质是人性的,为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界提供了理论基础.周作人还明确提出思想革命的主张,他认为“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强调“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他把新文化运动高扬的思想启蒙精神灌注于文学革命,把文学革命从偏重语言文字的变革推向思想内容的革新,对新文学界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一、“人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人学”是周作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思想基础，也是贯穿

3、于他整个散文创作的思想中心。周作人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刚刚开始接触社会人生，思考社会问题时，就强烈感受到了帝国主义侵略和民族危亡的现实威胁，并由此产生了振兴中华的使命感。作为其中的一分子，周作人也在积极思考着振兴民族的道路问题。同时，作为东方古老封建大国的知识分子，他又敏锐地感受到了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栽害人性、否定个体价值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渴求着人性的全面解放和发展。1908年前后，以《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和《哀弦篇》等文言论文的公开发表为标志，周作人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在民族复兴道路方面，他力排众议，将批判的锋芒指向“竞言维新”和“竟趋实质”

4、的“重物质而轻精神”的倾向，指出作为民族构成的“二要素”，“精神”的作用要远远超过“质体”，因为“若夫精神之存，斯犹众生有魂气”，只要精神不灭，一个民族就仍有复兴的希望。而由于几千年封建帝制和儒学思想的扼制，“中国国民思想”“类皆拘囚蜷屈，莫得自展”。因此周作人大声疾呼，要振兴民族必先启发“国人之自觉”，获得思想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发展，这些主张都鲜明地体现出了周作人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特色。在日本留学时期，周作人由于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知识，这一“发现”对他一生的文化选择产生了决定性意义，正如周作人自己所说:“我因了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的解说，不但懂得了神话

5、及其同类的故事，而且也知道了文化人类学”，而“我对人类学稍有一点兴味，这原因并不是为学，大抵只是为人。”正是出于对“人”自身的浓厚兴趣，周作人广泛涉猎了道德观念起源发达史、生物学、性心理学、童话学、历史学、医学史、妖术史、民俗学等多个科学领域，精神上获得了极大的解放，这使得他对以“把人不当做人”为根本特征的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批判获得了极大的理论深度，取得了与20世纪“人”的觉醒与解放的世界性潮流的同步姿态。出于对“人性”全面发展的要求，周作人考察了物质与精神在人的存在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人的解放和人性的健全发展只有在物质生存欲望和精神自由发展这两方面的要求都得到

6、充分满足后才能真正实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人学”理论体系，它是周作人首次超越了国家、民族的层面，以一个“世界民”的视角对“人”自身进行思考的理论成果，成为西方“人的发现”思潮在东方古老中国的最初回响，在当时思想文化界引起了强烈反应。正如周作人自己所评价的，他的确是做了“辟人荒”的开拓性工作。周作人认为:“我们的意见，是先要考究人是什么东西，与人类关系如何，对于自己及人类应该如何，有了这个解决，才好起手做人。”正如他在《人的文学》一文中说:“我所说的人道主义……乃是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

7、木，森林盛了，各树也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墨子说，‘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便是最透彻的活.……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在肯定人、我、群己统一的同时，周作人又突出强调以个人为本位，认为个人的物质发展和精神自由具有至高无上性，这是因为群体的强大有赖于个体的健壮，人类社会文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