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应制词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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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宋应制词刍议唐宋词中有应制一体，不太为人注意。张德瀛《词征》卷五说：“万俟雅言、晁端礼在大晟府时，按月律进词；曾纯甫、张材甫词亦多应制体，它如曹择可有荼蘼应制词、宋退翁有梅花应制词、康伯可有元夕应制词。与唐初沈、宋以诗夸耀者相颉颃焉，风气之宗尚如此。”这里提出了“应制体”的概念，应是对唐宋时代曾长期盛行的应制词的理论概括，但未说明此类词“风气之宗尚”的原因和风格特征，所举应制词人也只是其突出者。通观唐宋词史，李白、温庭筠、柳永、夏竦、王观、周邦彦、万俟咏、晁端礼、邢俊臣、康与之、曾觌、张抡等都有应制词传世，可谓宗尚不绝。　　何谓“应制”？

2、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十三说：“凡被命有所述作则谓之应制”。命指帝王之命。汉武帝命文学侍从之臣待诏金马门，应制奏赋，赋遂成“一代之文学”。尔后诗文也入应制之林，彬彬称盛，蔚为大国，多由馆阁儒臣执笔完成。唐初宋之问、沈佺期御前应制赋诗争夺锦袍一事，传为美谈。词由于其体颇卑，馆阁儒臣少有御前作词应制，多由文学侍从之臣甚或布衣词人完成。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载有人向朝廷进言：师儒之官不得撰乐语之类，以便有余力完成职事，圣旨依允。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载康与之有大才，曾向高宗上《中兴十策》，后专应制为歌词，世人只比作柳永辈。　　应制词兴盛的原因首

3、在于帝王需要娱乐。很多歌词都是因为帝王先要欣赏音乐，才制词与音乐相配，因而应制词较能显示词之音乐属性。释文莹《续湘山野录》载唐太宗酷爱宫词中十小调子，“命近臣十人各探一调，撰一辞”。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载唐宣宗爱唱《菩萨蛮》词，相国令狐绹假温庭筠新撰密进之。李白应制词《清平乐》四首，王灼《碧鸡漫志》卷五认为“乃是令白于清平调中制词”。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载王都尉有忆故人词，宋徽宗喜其词意，犹以不丰容宛转为恨，遂令大晟府再制词。周邦彦承命增损其词，而以王词首句为名，成《烛影摇红》之调。所有这些事例说明，正是因为帝王有娱乐的需要，应制词才

4、大量产生，而这些应制词不失为考察词之音乐属性的范本。如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载柳永向仁宗进词《醉蓬莱慢》，词中有句“宸游凤辇何处”，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仁宗读后脸色惨然，及读至“太液波翻”，勃然说：“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柳永自此不复进用。可见这个“翻”字给柳永惹下了大祸。焦循《雕菰楼词话》说：“此定用‘翻'字。‘波翻'二字，同是羽音，而一轩一轾，以为俯仰，此柳氏深于音调也。”也许柳永用“翻”字，确出于协律之迫不得已。　　颂升平是应制词长盛不衰的另一重要原因。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二说：北宋政和初年海宇晏清，朝野无事，每天讲礼乐庆祥瑞，

5、是颂升平极盛之际。并极推晁端礼一首应制词说：“时天下无问迩遐小大，虽伟男髫女，皆争气唱之。”可见词在颂升平中的传播力度。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载晁端礼于政和癸巳到朝中任职，见禁中嘉莲生，乃赋《并蒂芙蓉》词以进，除大晟府协律郎。并蒂荷花少见，统治者视为祥瑞，通常看作政通人和的吉祥之物。此词开篇云：“太液波澄”，而不像柳永所説“太液波翻”，结果一封官一被黜，究其原因，与帝王的好颂升平的心理有关。　　美风俗是应制词兴盛的又一重要原因。上元、中秋、重九，帝王及皇室成员往往应景赏光，此时多有应制词；做寿、册封也往往命人制词祝贺。限于篇幅，不一一具论

6、。这里只谈谈上元应制词。宋人特重上元佳节，往往张灯结彩，欢闹达旬日，帝王与民同乐，常常倾城出动。这在佚名《宣和遗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中都有详细记载。宋代大多数应制词人都作有上元词，尤以晁端礼、康与之、曾觌、张抡、吴琚为著，可以说上元词是应制词中数量最多的一种。佚名《宣和遗事》前集载：宣和六年正月十五日夜，有位平民妇女吃了御酒，脸泛红光，恐回去时为夫家盘问，遂袖取金杯，以求作证，结果被侍卫拿住，只得上奏一首《鹧鸪天》词，以求免罚。词中有云：“乞赐金杯作照凭”。教坊大使曹元宠怀疑其夫宿构此词，教她骗取金盏。徽宗降旨令其以

7、《念奴娇》为调，当面作一词，妇人即口占一首，徽宗大悦，赐盏与之。此例说明宋代平民也参与应制词之列，只是被动地参与，与御前文人有目的应制不同。　　据统计，今存应制词有数百首之多，事实应远不止此。如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二载陈藏一有应制词达百首之多，今其存词不过寥寥数首。这些应制词表现出怎样的风格特征呢？前人及当今学者并未予以总结。　　应制词与应制诗在风格特征方面有共通之处。关于应制诗的风格特征，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曾总结说：“应制诗非他诗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于典实富艳尔。”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七《英公应制诗》说：“应制诗无出于典丽

8、富艳”。一曰“典实富艳”，一曰“典丽富艳”，都能确切地说出应制诗的风格特征。至于应制词的风格特征，吴师道《吴礼部诗话·词附》评夏竦应制词《喜迁莺》“富艳精工，诚为绝唱”。其词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