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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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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宋绘画视阈下的画品与人品——以唐宋儒学的转型为中心TEXT,曹国桥【摘要】唐朝以来绘画多以统治者政治教化的工具而存在,绘画创作的题材以及客体的“形”、“神”乃是画师刻画的重心,强调“画品”。继中晚唐,两宋以来理学思想的不断形成,仕人热衷于修身、心性等内在品德的涵养,绘画逐渐成为表达性情的工具,“人品”日益成为绘画强调的重点。【关键词】人品;画品;政治教化;性情涵养中国画独特的品评方式,根植于东方独具特色的肥沃土壤,而传统思想的不断衍变、成熟,也带动着中国画品评方式的变异。唐朝虽然实行三教并融的思想政策,但是统治者(尤其是唐太宗)尤为重视利用儒学作为治国安邦一剂良药。唐太宗曾诏令孔颖达等大儒
2、撰写《五经义疏》,解决了当时“儒学多门,章句繁杂”、“文字多讹谬”的弊端。永徽四年,《五经正义》颁布天下,为科举取士划定了教科书,也成了时人思想行为的规范。唐朝对外实行开拓疆域,所谓“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士大夫其建功立业之豪情满怀,社会中普遍弥漫着一种为国建功立业的英雄主义氛围。在“风教大成,礼乐咸备。贞观之理,谓之太平”①积极人世的社会心态下,唐朝出现“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繁荣富庶局面。在唐朝统治者有效的引导利用之下,绘画的政教功能不断被开拓。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讲绘画“与六籍同功”、“图画者,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纲纪”。绘画理论家裴孝源在《贞观公私画录
3、》中讲“其于忠臣孝子,贤愚美恶,莫不图之屋壁,以训将来。或想功烈于千年,聆英威于百代,乃心存懿迹,默匠仪形”。北宋时期的黄伯思在其《东观余论》中记载唐朝大画家吴道子,作画《地狱变相图》“视今寺刹所图殊不同,了无刀林沸镬,牛头阿旁之像,而变状阴残,使观者腋汗毛耸,不寒而栗,因之迁善远罪者众矣。”可见一直以来绘画自身的美学价值并未被认知,乃是作为一种政教工具而存在。对于绘画的政教要求之下,绘画作品的成功与否更多的体现在绘画的主题,以及绘画客体的形象与神韵的传达。无论是肖像写真、历史纪实的贵族人物画,还是劝诫意义的佛道人物画,都不仅要求表现对象严谨的写实,还需通过“神”的传达,以达到歌功颂德、美化
4、现实、劝诫教化的功能。初唐画家阎立本,其作品《步辇图》生动地记录了唐太宗坐步辇接见来朝使者禄东赞的情景。画家延续着“以形写神”的表现方式,并没有满足于表现每个人物在场面中的动作与服饰、反映汉藏两组的友好情谊上。他更加注重人物的细致刻画与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唐太宗的威严自若、禄东赞的敬畏之情等惟妙惟肖。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记载:郭汾阳胥赵纵侍郎令韩斡与周昉为其画像,后问赵夫人何者为似,赵夫人云“二者皆似,后者为佳。盖前画者空的赵郎状貌,后画者兼得赵郎性情笑颜之姿尔”。足见,此时人们对于“形”、“神”的追求。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对于谢赫的“六法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传移模写,
5、乃画家末事”、“至于位置经营,则画之总要”。“不再认为‘传移模写’是评论绘画的重要准则,而认为绘画的构思与构图才是关系作品全局的关键”。绘画临摹与创作的地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之所以认为创作地位更高,无疑是因为绘画主题的重要作用。至于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所讲“以能画定其品格,不计其冠冕贤愚”的论断,所谓的“能画”无疑即是作品之构思与构图,以及“形”与“神”的传达。画坛对于创作主体的忽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画师这一职业的社会地位。阎立本曾告诫儿子“吾少读书,文辞不减侪辈,今以画见名,与厮役等,若曹慎毋习”,也造成了此时画师“见用而不重”的地位。在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中还首次提到了“格外有
6、不拘常法”的逸品,在崇精工、尚色彩、重格法的唐朝被列为“神、妙、能”三品之外也就不足为奇了。唐朝中晚期,在韩愈、柳宗元为首有志之士的带动下,儒学开始向着修身、内向型的方向发生转变,为宋代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北宋伊始,统治者采取兼容并蓄和“兴文教,崇尚儒术”的国策,倡导读经书,兴办学校,扩大了科举取士的比例,儒学再度繁荣。“宋学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之上,向着哲学思辨与探讨宇宙生成的方向发展。重内省悟性,以解万物人生。在理学中体现的典型而充分”。理学强调修身:“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宋儒将《大学》的基本思想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格物致知是达到修身目的的重要
7、方式。“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通过不断地格物穷理,即可以达到心性觉悟的豁然状态,其目的就是培养、接近圣人的人格理想。“万物静观皆自得”,二程讲:“人问其学,日‘且静坐’。伊川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由此在注重修身的理学思想下,宋代形成了不同于唐朝注重仕功、治国、平天下的外向型进取的思维方式,把建功立业的外在追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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