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彤禾谈新闻对写作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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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张彤禾谈新闻对写作的局限2006年3月份我开始写这本书。刚写了一刻钟，不安袭来：“现在光坐在桌边写书是没工资拿的。”但早上十点左右，我想明白了，自己是不会再回去当报社记者了。《工厂女孩：巨变的中国，从乡村到城市》一书，为读者打开了在中国南部城市东莞流水线上工作的女孩们的内心世界：看见其他厂的姑娘，你马上开始打听。你们问对方：“你是哪年的？”好像聊的不是人而是出厂的车。“多少钱一个月？算房子和床位么？加班多少钱？”然后可能问问她是哪个省来的。不过你从来也不问名字。要在厂里有个真心朋友不容易。宿舍里12个姑娘睡一个屋子，在这个狭小的空间内，最好还是

2、守住自己的秘密。有些女孩进厂时用的是借来的身份证，她们从不告诉任何人自己的真名。有些也只对自己的同省老乡说，但这样也得冒险：流言很快就从厂里传回家了，等你回去，发现七大姑八大姨都知道你一个月赚多少、存多少、是不是和男孩儿出去约会。从报社编辑的角度出发，这样的开头怎么看也不会顺眼：“谁在叙述？这个故事要讲什么？你是怎么知道的？”以描述工厂内部生活开始，接着，我引入了一位名叫陆青敏（音译）的16岁外地打工妹，记录了她在东莞初来乍到、找工作，以及后来绝大多数农民工刚进城都有的强大的疏离感。在书中我仅用十余页去介绍背景：“中国今天有1.3亿在外务工人员……

3、他们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移，其数量是百年间欧洲前往美国移民数量的三倍之多。”不过我相信读者还是会跟随我的思路——先沉浸在工厂生活的详尽细节中，想要知道这位年轻女孩的故事。然后我才停下来讲述的那个大环境。报纸是不可能有这个底气的：编辑会坚持认为讲述这些事实需要高调，要立刻告诉读者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故事。我脑海中不时回响起这么个编辑的声音——我怀疑每个记者都有这种经历。这个声音总提醒着你要拿有据可依的事实讲无懈可击的故事。新闻是个沾沾自喜的行当，以自己敢在统治者面前讲实话、敢打破禁忌而自豪。但当论及自身时，新闻从来不谈自己的规矩有多僵化。大学

4、毕业后，我在《迈阿密先驱报》实习过，继而在布拉格的一家外籍报纸工作。1993年我进了《华尔街日报》，先是在香港、然后是台湾，之后转往中国大陆。曾经我认为报社的工作为年轻人提供了最好的写作机会。逐渐地，我才意识到，做新闻并不是写作，它的价值另有所在——尤其在于解读一个如当下中国般复杂又被误解的国家。因此目光长远且善于挑战传统观念的《华尔街日报》很适合我。并非每家报纸都会登载关于研磨厂的系列报道以此提升自己的影响力——正如我们总编所说。我喜欢并尊重自己的记者同行们和编辑们。我的挣扎并不是针对他们而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这个行业缺乏弹性的规矩。随着写作的开

5、始，我意识到自己必须把之前作为记者学来的很多东西忘掉。新闻报道最大的局限是它没有不同的声音；用第一人称叙述读者就会皱眉，或许因为它丧失了中立观察者的理想状态。当一名记者偶尔在故事中写道自己，就会出现滑稽诡异的结果：文章的主人公对“一位记者”或“一位外国访问者”或“本报记者”说道——总之要变着法地绕开那个禁忌的“我”字。记者必须学着像自己不存在一样地去写作。要搞明白怎么写自己，是这本书带来的最大挑战。除了讲述几个年轻女工的生活，书中也穿插了我的家庭移居中国又迁往西方的过程。这是最初的计划，但实现它的过程颇痛苦。“你像尊冻僵的旁观者。”，看完首稿朋友说

6、。“你是联系女孩和自己家庭故事的纽带，”编辑提醒我。“没有你，这两部分就是貌合神离的！”结结实实地改了两稿我才把自己融入了自己的书中。能出现个人观点的地方，新闻里往往都是绝对的权威口气登场。这种处理方法不仅危险——容易出错——而且它会悄无声息地影响一个人的写作风格。观点都以言简意赅的真理形式体现。句子都遵循着相同的、重复的结构，还得不停点题。段落的写作又时常被掐头去尾——就像PowerPoint的演示文稿，一段一个事实，直到将读者引向最终的结论。新闻化的语调会扼杀想象力。编辑一句“这个你怎么知道的？”就问得你再难有空间让人物或地方栩栩如生了。下面是

7、书中我描写16岁的农民工陆青敏的段落：她个儿矮，长得结实，顶着一头卷发，一双机灵的黑眼睛似乎能洞察一切。像许多来自农村的中国年轻人一样，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她就像只有15岁、14岁，甚至12岁——蹬工装裤运动鞋的假小子，不耐烦地要长大。她长着一张娃娃脸。它浑圆、面对着世界，有着儿童时常出现的耐心期待的表情。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中，我用一个句子给她定了调：“敏圆脸，长着一头卷发、一双大眼睛。”当时并未意识到这种描述的缺陷，因为我正忙于抗争报纸的写作风格规矩。我不想以“陆女士”称呼十几岁的敏，那样听上去正式得刺耳；我也反对按新闻的传统给每一个细节注

8、明出处。这些辩论都以我胜利告终，不过也有我妥协或甚至没有坚持自己想法的地方。像我说的，假想编辑的话总萦绕耳边。新闻工作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