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交替之际的东南飘海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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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元交替之际的东南飘海商人  一、飘海到高丽的东南商人  有宋一代,我国东南商人源源不断地飘海东渡,进入朝鲜半岛等地。据统计,仅北宋时期,我国商人东渡高丽贸易者至少有103批3169人,而文献失载者不知凡几。不过,细审其情形,到达高丽的宋商前后有所差别。在蒙古灭金直接与宋对峙之前(1234),13世纪20年代蒙古势力已经影响到高丽,不过这一时期到达高丽的宋商对宋元关系尚无直接和明显影响,亦尚未为蒙元所关注。如:  (1227年)冬十月甲寅,宋商郑文举等一百十五人来。  (1229年某月)乙丑,宋商都纲金仁美等二人偕济州飘风民梁用才等二十八人来。  到了13世纪60年代,宋元关系已

2、颇紧张,蒙元朝加快了灭宋的步伐,在大陆上攻城掠地的同时,开始从海上和其它侧面钳制宋朝力量。其中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对位于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施加压力,命令其断绝与宋往来。这一时期宋商的飘海活动开始受到蒙元王朝之关注,并且在实际行动上受到蒙元和高丽政策的限制。  《高丽史》卷25记载:  二月庚子,以济州副使、判礼宾省事罗得璜兼防护使。朝议,济州海外巨镇,宋商、岛倭无时往来,宜特遣防护别监以备非常。然旧制但守倅而已,不可别置防护,遂以得璜兼之。  从上可见,济州岛是宋商东渡高丽的交通要道、重镇枢纽。以前高丽对这一个地方并无政治上的特殊考虑,然而现在不同了,由于蒙元王朝的压力,高丽王朝对

3、该地区宋商的活动监护不力,引起蒙元警觉和施加惩罚,迫不得已自己暗中加大管理力度。正因如此,高丽王朝在这里增驻防护别监一官,随时控制局面。  不过,高丽王朝在济州增置防护别监,显然并非实施蒙元王朝意志,相反很可能便利了宋商的往来,致使这一时期宋商在宋丽之间活动非常活跃。  《高丽史》又记载1260年事:  冬十月甲寅,宋商陈文广等不堪太府寺、内侍院侵夺,道诉金仁俊曰:不予直而取绫罗丝绢六千余匹,我等将垂橐而归。仁俊等不能禁。  这一条史料本来记述高丽宦官对宋商的侵夺问题,然侧面则反映了当时宋商活跃到可以与高丽王朝政府机构直接交易,影响着其财政经济。  宋商的活跃结果还是引起蒙元王朝

4、的警觉,以至于忽必烈派遣断事官为使臣,直接入丽责问。其诏书云:  陪臣元傅等奏陈头辇哥国王、行省官等扰害数事,今使对辨,皆是不实。复言非卿亲所闻见,得之他人,此殆非出卿意,若辈小人所为。曩者卿尝谓朕:毋听小人之言。朕谕之曰:朕于小人之言,或曾误听。第朕不自知,卿慎勿听也。自今观之,卿亦听小人之言,宁非显然?若辈小人又陈说前代故事暨祖宗法度,虽有前代故事,或卿祖宗法度,岂无善与不善?当择其善者从之,其不善者改之可也。朕于卿岂肯用不善之心?若欲用不善之心,当在去年矣。如前年有人言,高丽与南宋、日本交通,尝以问卿,卿惑于小人之言,以无有为对。今年却有南宋商船来卿私地,发遣行省致诘,始言

5、不令行省知会,是为过错。又见有将到日本国归附高丽人说:往者日本岁贡高丽。又前年卿承当括兵造船至今未见成效,托于林衍擅权,事非由己。朕若此后再用小人,卿宁复指以为辞?卿国虽小,卿亦是一国之王,黜陟威福,或是或非,当自己出。如专任不善之人,则不善之事止及卿身。  1269年,蒙元已经在高丽设置征东行省,加以密切监督管理。然高丽仍不断接待宋商入境,只是宋商往来由高丽王私底下安排活动,力图蒙蔽行省,不使元人察觉。不过高丽内政混乱,还是有人向行省透露了消息,结果引起行省责问,元帝发怒。  即便如此,高丽王朝最终仍未拒绝宋商入境,宋商东渡高丽者仍然源源不断。据《高丽史》载,1271年征东行省

6、向高丽王廷索贡,高丽王报称:乌梅、华梨、藤席元非所产,昔于西宋商舶得之,粗有若干,并此进奉。1277年五月壬辰,遣僧六然于江华燔琉璃瓦。其法多用黄丹,乃取广州义安土烧作之,品色愈于南商所卖者。显然,高丽王朝经济上离不开宋商及其所带来的中国南方精美商品,高丽宫廷生活乃至向蒙元进贡都少不了这些东西。因此,直到宋朝灭亡前夕乃至灭亡多年,我国东南海商仍不断东渡朝鲜半岛。例如,《高丽史》载:  (1278年)宋商人马晔献方物,赐宴内庭;  (1288年)戊申,宋商人顾恺、陆清等来献土物。  宋商飘海活跃了高丽与中国大陆之间的交往。不但高丽因此获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实惠,影响颇为深远

7、,而且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南部沿海,也留下颇多两国交往之成果。例如,宋有史料提及,广州、泉南请建番学,高丽亦遣士就上庠。及其课养有成,于是天子召而廷试焉。上因策之以《洪范》之义,用武王访箕子故事。高丽,盖箕子国也。一时稽古之盛,蹈越汉唐矣。可见在两国频繁交往背景下,一方面高丽人就学向化,另一方面东南海商也需要预先了解高丽和懂高丽语,于是广州番学应运而生。  二、飘海商人与蒙元东南经略  蒙元关注东南亦即东亚海域为时甚早,灭金之前就派遣使者进入朝鲜半岛,与高丽王廷沟通联系。到13世纪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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