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脱嵌及马太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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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嵌入、脱嵌与马太效应嵌入、脱嵌与马太效应欧树军注：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讲师二战后，“高福利、高开支、高税收”成为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普遍模式，与之相应，两种不同的社会运动步伐也在加快。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府、社会被动或主动地寻求着将个体嵌入“福利国家治理结构”的一切可能机会。19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缓慢、停滞乃至倒退，人口再生产的低出生、抵死亡、低增长模式，共同加快了第一种社会运动即个体生活嵌入国家治理体系的速度。越来越多的国家把福利视为公民的一项新权利，越来越的人们认为福利资格宜粗不宜细，保障范围宜宽不宜窄，社会福利越全面越好，最好是从一开始就

2、全面覆盖所有人，将对失业、工伤、贫穷、生育、疾病和年老的社会保障，全面适用于全体公民，实现福利面前人人平等。随之而来的，正是人的生命过程全面嵌入国家政治过程。生育补贴将家庭结构、生育制度、人口结构嵌入，失业救济将劳动能力调查嵌入，工伤救济将无过错原则嵌入，法定最低工资将劳资关系嵌入，最低生活保障将物价、工资水平、个人存活成本嵌入，公共住房津贴将无生命的住房及其建筑成本嵌入，医疗保障将健康状况及医患关系嵌入，公共卫生将传染病防治嵌入，养老保障将预期寿命、弹性退休年龄和养老金开支嵌入。福利水平较低的地方，人们对上述个体全面嵌入国家治理体系运动的呼声也就越高。与嵌入同步的，是第

3、二个社会运动：脱嵌。如果说嵌入遵循的规则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并且，谁哭得声音越大谁就得到越多，那么，脱嵌看上去比较隐蔽，常不易为人察觉，所以也常不被视为社会结构变迁的一部分，尽管这与事实正好相反。与嵌入生育问题同步的是，是父母责任从传统的社会结构中脱嵌，孩子从父母身边、从温情脉脉的家庭移交冷冰冰的科层化的学校、工厂与政府。与嵌入物价、工资水平和个人存活成本同步的，是个体自力更生精神、社会互惠与再分配机制以及雇主严格责任原则的脱嵌。更隐蔽的脱嵌运动在于，在将作为生产者的人嵌入“福利国家结构”的同时，一个力量越来越庞大的群体正在向着相反的方向前进。在所有社会阶层当中，20%的

4、富人阶层的嵌入意愿最小，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个阶层天生有着脱嵌的本能。尽管依照福利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他们作为个体也有权享受各种福利待遇，但这部分人更可能将接受福利视为有伤个人尊严，降低了自己的品格。当大众为嵌入福利体系而挣扎、抗争、奋斗的时候，这个阶层并不见得反对这种运动，只要这不影响自己在马太效应的云端上越升越高。近一百年来美国的贫富两极分化演进，正是这种嵌入、脱嵌双重运动的真实写照。10%的最富有阶层的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是衡量贫富两极化分化的通常标准。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是美国最富阶层收入在20世纪的第一个黄金时期。1917年，包括资本收益在内，10%的最富阶层

5、的收入比重为41%，1922年上升到了43.5%，1927年上升到了44%，1929年升至历史最高点50%，大萧条期间直至1941年缓慢回落至46%。此时的美国基本是个贫富两极社会，不是什么橄榄型社会。二战后的1947年降至36%，五六十年代的以黑人解放、女性解放、文化解放、积极政治参与为主体的民主化运动压制了最富阶层的上升欲望，在1950-1980长达三十年的时间中，10%最富阶层的收入比重一直被控制在33-35%之间。此时的美国可以说是属于橄榄型社会。美国两极分化的历史转折点是1972年，这同时也是美国政党政治的一个关键点。共和党及其秉持的保守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开始发挥

6、支配作用，其后，里根的政治保守主义、经济自由放任主义与对外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相结合，重新释放了最富阶层的上升力量。从1978年开始，10%最富阶层的收入又回到了上涨轨道。1986年即回到41%，之后六年相对稳定，直至1994年后又迅速上升，1997年升至48%，之后又回落至2002年的44%，然后又是一路高歌猛进上涨至2007年50%。也就是说，近三十年来，美国也已经不再是一个橄榄型社会了。让我们把分析对象收窄一点，不仅10%最富阶层的收入比重回到了一战前的历史最高点，1%的最富阶层的收入比重也不甘落后，2008年这部分人的收入比重为18%。2005年，就1%最富阶层的收入

7、比重上升速度而言，美国、阿根廷并列第一，为17%；英国、加拿大次之，为14%；新加坡13%、挪威12%、德国11%，爱尔兰10%，日本和葡萄牙同为9%。甚至，美国0.1%的最富阶层的收入比重也升至8%。在贫富两极分化的道路上，美国的确走在了世界的前头。结果可想而知，大众的嵌入与富人的脱嵌同时进行，马太效应终于在几十年沉寂之后再次放大，国家也就更多地成为一个“分裂之家”：一边富有，一边贫穷。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引发了意识形态、政党政治、国家治理的两极化。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经济社会地位和权力的马太效应越来越被视为美国次贷危机、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