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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十字架上的忏悔摘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受基督教文化影响而打上烙印｡一些学者认为当时的文学肤浅,是由于缺少原罪感｡本文试以老舍和巴金作比较,探讨二人小说作品中所体现出原罪思想的不同,用以证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存在着原罪的意识,只不过是一种变异了的,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学观念,而并非西方基督文化的复印件｡文中着重从作品中表现出巴金对人类爱的出发点的原罪意识和老舍以恨社会不平为出发点而具有的不同的原罪意识,分忏悔和献身两部分加以阐述｡ 关键词:原罪意识;忏悔;献身;救赎 基督教文化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
2、的基督教并不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原版复印件,它受文学形式,文学观念的限制,以及中国现代社会的时代背景､汉语意义表达的可能及限度的影响,它是西方文化和文学里的基督教的变异｡二三十年代基督教被卷入民族性与殖民性的矛盾中,在二十年代产生了“非宗教运动”,三十年代民族苦难更加深了基督教与民族主义的矛盾｡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作家虽然呐喊着反宗教,但在他们的作品中仍不自觉地表现出基督教对他们思想产生的巨大影响,甚至左右着他们的创作思维｡ 从具体情况来看,一方面这些作家大多数是非教徒,往往对教规､教仪､以及教会本身的事不
3、感兴趣,他们只是用自己的心去感受,用自己的血性去体验十字架上的耶稣所传达的那种为人类而承受大苦难的人格精神,本文中这方面的代表为巴金;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作家加入了基督教,后来却讽刺､批判基督教,然而他们的思想已经受基督教影响,也体现出耶稣的“信､望､道”精神｡本文中这方面的代表为老舍｡虽说巴金和老舍的接受过程不同,表现方式不同,但他们宗教情感的本源是一致的｡ 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著的结论中曾经指出:“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来说,实由于对原罪之说——或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
4、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当罪恶被视为可完全依赖人类努力与决心来克服的时候,我们就无法体验到悲剧的境界了｡”[1]其实,如果把这种原罪再夸大一步,“原罪”意识在巴金和老舍的作品中就有不同的表现｡如果说他们的博爱､宽恕､克己等观念,并非一定是基督教的,也有可能是本土的儒､佛文化的观念,那么“原罪”的观念,则是他们受基督教影响的可靠证据,因为“原罪说”是基督教的一个根本性特征｡之所以是根本性特征,是因为基督教义根源于一个堕落神话｡人类的始祖亚当与夏娃在蛇的诱惑下偷吃了知识树上的禁果
5、,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上帝宣谕,女人将要增添怀胎的苦楚,并且受丈夫管辖,男人必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人死后必归于尘土｡从飘逸在上帝的天堂到劳作于长满荆棘的地上,这就是一个堕落的过程｡这一堕落神话昭示出三层重要的意义:一､原罪的责任在于人类自身,是人类在欲望的诱惑下背叛了上帝不可吃知识树上的果实的忠告,所以,“根据堕落神话,邪恶是经由人类的责任而来到世上｡它既不为上帝的忠告所注定,也不是世俗存在不可避免的结果”｡[2]二,由于堕落是人类的始祖犯下的,因而原罪的责任由人类共同承担,一方面人从生下那一刻起
6、就开始为人类始祖犯下的罪过受苦;另一方面,无论一个人的德行有多么高尚与伟大,他也是有罪的,也必须为人类的原罪承担责任｡三,有堕落也就有救赎,甚至献身,在大地与天堂之间,上帝给人指引了一条还乡之路｡在堕落神话中,人是在魔鬼撒旦的诱惑下背叛上帝的,但是,“魔鬼只是在由上帝主宰的世界里才可能存在,同时,也只有当神力寄于他身时,他才能起作用｡换言之,邪恶并非是没有美德,而是美德的堕落,是寄生于美德的东西｡在这种神话概念里,邪恶比在一元论里更为肯定｡而比在宗教和哲学的二元论里更依赖于美德｡这样,堕落的神话便集极度悲
7、观主义和终极乐观主义两者于自身,将基督教与其它信仰､其他观点区分开来｡基督教相信存在越有意义,其意义也是越为邪恶所威胁,因而,对于善战胜恶较之其他形式的宗教也表现的越为肯定”｡[1]这三层意义是层层递进的,其最终落点不是原罪而是救赎,是人类必要通过自己的救赎重沐上帝的神光,救赎之路就是还乡之途｡这种基督教信念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使西方文学形成一个最为基本的叙述模式: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