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工商业会馆对商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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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明清工商业会馆对商帮的作用【内容】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利用地利之便率先发展起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晋商的实力不断壮大，缔造了以山西籍商人为主的晋商集团。晋商在驰骋商界的同时，非常重视同乡组织的建设，在他们的不断努力下形成了以血缘、地缘以及行业为纽带的同乡或同行会馆。晋商会馆的发展对山西商帮的构建及其实力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晋商会馆商帮作用　　一、会馆为客乡同籍商人提供了畅叙乡情商讨商事的场所　　明人沈德符即言：“京师五方所聚，其乡各有会馆，为初至居停，相治甚便。”[1]会馆是一个“联乡情于异地

2、”，“叙桑梓之乐”的场所。身处异地的同乡商人逢年过节时把酒言欢畅叙乡情，正所谓“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如同乡”。《重修河东会馆碑记》中记载：“至初立会馆，先设帝位，兼设财火神以为配，是其敬神即所以尊帝，尊帝即所以笃乡谊也。嘉庆辛酉，复置义田六亩，使死者得安，而生者又岁时聚会，以讲扮榆之谊。桂酒兰浆，相持以献于帝前，斯其德何如，而其功又何如也。其在传曰：数典不忘祖。”[2]（p467）山西浮山会馆《重修浮山会馆碑》载：“建祠立馆，固由前人之缔造，而兴废补缺，尤赖后人之经营，天下事大抵然也。京师为人文荟萃

3、之地，商贾辐揍之区，不设公所，则观光贸易者，行旅甫至，不免有宿栈假馆之繁，即仕宦坐商，欲会同而联乡谊，亦未免参商卯酉矣，此会馆之设所由来也”。[3]（p101）会馆既是商人们叙乡情的地点同时也具有聚众商量商情的功能。　　晋商会馆在“联乡谊，叙乡情”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利用同乡这个纽带相互联系培养自己的人脉资源，从而促进自家生意的发展。这些都反映了明清时期商人观念的变化以及会馆作为同乡组织功能上的一种转变。晋商会馆作为山西商人“敦乡情，联桑梓”的场所，把同乡联谊与拓展人脉资源，经商牟利联系起来，使山西会馆愈加商业化，“

4、凡通商之事，咸于会馆中是议”。[3]北京的山西票号在章程中阐述并规定：“商会之设，原所以联络同业情谊，广通声息。中华商情向称散涣，不过同业争利而已。一人智慧无多，纵能争利亦无几何，不务其大者而为之。若能时相聚议，各抒所见，必能得巧机关……通力合作，以收集思广益之效。……如同业中有重要事宜，尽可由该号将情告知商会董事，派发传单随时定期集议。”[4]《重修山陕会馆碑记》亦记载：“创建会馆，……以叙乡谊，通商情，安旅故，询为盛举。”[4]由此可见会馆在其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已经逐渐成为同乡商人相互信任的纽带，维系着这个商帮团

5、体的内部团结和商业的运作。　　二、会馆维护了商帮内部的团结　　会馆是客帮商人在当地建立的故乡家园，它的存在不仅代表异地商帮在当地的实力与威望，更多的是对于故乡文化的一种传播。它是身处异地的客商在心灵上的一种慰藉与文化传播的媒介。北京颜料会馆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重修仙翁庙碑记》说：“京师芦草园之街北，旧有平遥会馆，乃吾乡颜料一行祀神之所……正殿为真武宫，关圣帝君、玄坛、财神列于左，梅、葛仙翁列于右。神光显赫，灵佑昭彰，锡兹社福，吾乡在京商贾，托庇宁有穷哉？[2]（p14）道光九年（1829年）山西浮山会馆《重

6、修会馆碑记》说：“我浮山会馆，建自雍正七年……且馆北建关圣帝君、玄坛财神、火神酒仙、炉王殿。遇朔望敬修记事，南建演乐亭，依永口声仰口神麻，所谓事神和人者，此也。”[5]北京河东会馆，又称烟行会馆，馆中建有关帝庙，主祀关帝，配祀火神、财神，合称“三圣”。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建立戏台罩棚碑记》载：“都城章仪门内河东会馆，乃烟行崇祀火祖、关圣、财神三圣处也。”[2]（p1）晋商除崇拜关羽为保护神外，还有许多会馆供奉自己的行业神抵，出现会馆多神共祭的现象。如光绪十四年（1888年）《重修临襄会馆碑》载：“京师正阳门

7、外之东晓市，有临襄会馆在焉。内供协天大帝、增福财神、玄坛老爷、火德真君、酒仙尊神、菩萨尊神。”[2]（p77）会馆成员把各路神仙当做他们经商活动的一种精神支柱。在晋商的影响下，对关羽及其他神抵的崇祀也渐成民风。另外，每逢节日晋商会馆必定搭台唱戏一则为了酬谢神灵保佑他们生意兴隆，再则借此机会加强商帮内部的团结。北京颜料会馆《重修仙翁庙碑记》说：“他如乐亭厢廊，楼阁层叠，凡所以妥神灵而肃拜瞻者，前人之缔造，其谋盖深且远矣。”[2]（p4）因【内容】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利用地利之便率先发展起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晋商的实力

8、不断壮大，缔造了以山西籍商人为主的晋商集团。晋商在驰骋商界的同时，非常重视同乡组织的建设，在他们的不断努力下形成了以血缘、地缘以及行业为纽带的同乡或同行会馆。晋商会馆的发展对山西商帮的构建及其实力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晋商会馆商帮作用　　一、会馆为客乡同籍商人提供了畅叙乡情商讨商事的场所　　明人沈德符即言：“京师五方所聚，其乡各有会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