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来东北草原的开发及其生态环境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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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以来东北草原的开发及其生态环境代价摘要：我国东北地区拥有广阔丰美的草原，科尔沁草原、松嫩草原和呼伦贝尔草原都是我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清代以来，随着蒙地的开放，大量移民迁入草原地区开辟垦区，尤其日本侵入东北后大肆掠夺东北的草地资源，使东北的草原面积趋于萎缩，草原过牧日益严重。草原退化、荒漠化和盐渍化成为东北草原不合理开发而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代价。关键词：清代东北地区草原开发生态环境代价东北草原包括东北三省的西部和内蒙东部的赤峰市、哲里木盟、兴安盟和呼伦贝尔盟的草原。它位于我国温带草原带的东北部，也是欧亚大陆草原区的东侧边缘。东北草原根据自然特点（气候、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土壤和植被等）可分

2、为3大片草原：科尔沁草原（哲里木盟、赤蜂市、辽宁西北部）、松嫩草原（吉林西部、黑龙江西部、内蒙兴安盟）和呼伦贝尔草原（呼伦贝尔盟）。东北草原的突出特点是水草丰美，生活在东北西部草原地区的少数民族依赖肥美的草原长期过着“追逐水草”游牧生活。直到明清时代，东北西部草原地区仍然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观。但是，清代以来，随着蒙地的开放和草原的开发，草原植被遭到破坏，草原退化、荒漠化和盐渍化日趋严重，草原开发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一、清代蒙地的开放与开发清代东北的西部草原地区，属于蒙古游牧区。对于这个蒙古族聚居区，清政府实行了盟旗管理体制。所谓盟旗制度，是在蒙古族原有的氏族部落基础

3、上，参照满族八旗的组织原则，在每部之内以旗做为军政合一的基本行政单位，旗设札萨克(旗长)统率全旗。旗下设佐，每佐旗一般拥有150丁。相邻的部旗，编组为盟，设盟长一人，一般均由盟内旗长中产生。清政府在东北西部草原蒙古族居地设立了哲里木、伊克昭、卓索图三盟，地范含从呼兰河中下游以西、嫩江下游地区起，向南直到古北口、喜峰口的广大地区，共分14部、26旗、901佐。清政府将蒙古各部“编入旗伍，安插牧地，赐以牲口”。[1]各盟旗均有其游牧区域，“凡疆理，各识其山河之名而表以图，以定其游牧，无山河则树之鄂博”。[2]这些牧场属于国有，称为“蒙地”，由清政府赐予蒙古王公占有和使用。在清政府实行封禁政策后，蒙

4、地也列入封禁区，禁止汉族流民进入蒙地开垦耕作。清廷为了保证军马的供应而在东北草原的南部的大、小凌河流域还设立了两处官牧厂，即广宁盘蛇驿牧厂和锦州大凌河牧厂。这两处官牧厂以养马为主，长期保持骟马10群、骒马24群，牧养军马13600匹的蓄养规模，由兵部管理。此外，清廷为了保证皇室需要还在今彰武县境内设立以蓄养牛羊的养息牧牧厂，额定蓄养红牛4000头、黑牛1000头、羊1万只，有蒙古牧丁1190人，由内务府管理。虽然清政府对蒙地实行封禁政策，流民的进入和土地的开垦均受到限制，但是汉族流民始终没有停止北上西进的步伐，农业垦区沿着柳条边西侧不断向草原扩展。乾隆十三年(1748)，土默特、喀喇沁两旗境内

5、查出流民私垦草场247500亩，清廷虽然宣称今后严禁再行私垦，但对已垦土地仍准流民继续佃种。[3]乾隆十四年(1749)发现翁牛特、巴林、克什克腾、阿鲁科尔沁、敖汉等部蒙古王公“出典开垦”土地，说明蒙古草原地区不断有新的流民迁入。当时，“远来垦荒就食之民”，广泛分布于西喇木伦河以南地区。随着汉族流民聚集愈多，草原的农业开发愈快。如塔子沟地区，乾隆中叶已经是“百谷殖焉，桑麻树焉”，而且出现了“蛮子(汉人)与蒙古杂处，蛮子耕蒙古地，输其税于蒙古，蒙古则畜牧而已”的历史局面。[4]敖汉旗也是蒙古王公“招民垦种”，汉族流民出押租钱耕种，“民人挟资携眷陆续聚居”此地，“数十年来，生齿日繁”，至嘉庆初年敖

6、汉旗已以“人烟稠密”著称。由于垦种渐多，使蒙古牧场有所缩小，蒙古王公要求驱逐垦种的民人。清廷鉴于“民人垦种年久，既出地价，业费工本，眷口众多，难以迁移”，不同意撵逐，仍准“给与印照，按亩交租”。[5]乾隆中叶，科尔沁“蒙古各部落因有闲荒山场，恳请招民开垦”。清政府批准了这一要求，于是流民迅速进入科尔沁左翼各旗，很快就在前、中两旗出现了近80个流民村屯。科左后旗包括今辽宁省昌图及康平的一部分。清政府在关内发生大灾荒的情况下，推行了“借地养民”政策。嘉庆七年(1802)批准科左后旗于常突额勒克等处“招民垦种，所收租银，作为该旗当差度日之用”。至嘉庆十一年(1806)，仅仅四年时间，常突额勒克“流寓

7、民人已有数万”，遂设昌图厅管理。道光二年(1822)，又查出科左前旗、中旗私招流民200余户，给荒开垦，“垦成熟地已有二千余晌”。道光三年(1823)，清政府在两旗清查出新增流民358户，垦成熟地4730晌。尽管清查后清政府一再申明“如再查有一户出口，即行驱逐严办”，但事实上每次查后均予以默认，并将新增流民交由昌图厅编设保甲管理。道光七年(1827年)查出法库边门外科左后旗台吉那沁等，“将该旗库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