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学的区域特征与主题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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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抗战文学的区域特征与主题演变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者入侵中国。战争造成了中国作家和中国新文学的苦难，但战争也考验了中国作家和中国新文学。中国文学界义无反顾地与全国军民一起投入到抗击敌寇的正义事业中。他们不仅以自己的生命与鲜血抗敌卫国，同时也以笔代枪，创作了大量富于感染力和战斗力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大量出现，忠诚地履行了自己对祖国的神圣责任，还形成了新文学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现象——抗战文学。而“救亡”也成为首要的文学叙事，占据了这个时期中国文学的主导地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仅十天，左联就在《文学导报》第

2、一卷第五期刊登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民众的文艺组织书》，强烈抗议日寇的野蛮侵略。10月15日，左联执委会又通过《告无产阶级革命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要求文艺工以文艺为武器，“各方面地去攻击帝国主义的横暴和列强的趁火待劫的野心”[1]。同年11月，左联又通过了题为《中国无产阶级及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不仅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首要任务提了出来，而且把“抓取反帝国主义的题材”列为“最能完成目前新任务的题材”中的首位。[2]但是，在不同的政治区域，和具体的作家创作中，抗战文学在主题、风格和形态上仍然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本文

3、正是通过对这种差异的考察，叙述不同区域抗战文学的形态特征与主题演变，并对这个时期的文学成就进行整体上的评估。一、沦陷区的抗战文学在最先燃烧起抗战烽火的东北沦陷区，一批曾经在东北战斗生活，后来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作家，如萧军、萧红、舒群、端木蕻良、罗烽、白朗等怀着对故土的深情眷恋和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创作了不少反映东北人民抗击日寇的作品，极大地鼓舞了东北人民和全国的抗日斗争。在这些东北作家群的抗战小说中，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端木蕻良的《浑河的急流》、罗烽的《一条军裤》和《特别勋章》、白朗的《生与死》等等，都是东

4、北沦陷区抗日小说中富有代表性的作品。东北作家群虽然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学流派，也不是一个拥有共同创作纲领的文学社团，但因为他们都是来自东北沦陷区的作家，创作题材也大都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他们的作品共同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浓郁的东北地方色彩，尤其是其中的不少作品是在“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前写作发表的，对于反对投降坚定抗战信心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北作家群的崛起已远远超越了文学本身的意义。在上海“孤岛”，进步的抗战文学得以在敌人的夹缝中继续存在，并产生了几部很有影响的抗日小说。比如谷斯范的章回体长篇小说《新水

5、浒》就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一部。在艺术形式上，它继承了传统通俗小说的章回形式，在用语、句法上既力避旧章回小说中惯用的滥调套语的文言字汇，又克服了新文学某些欧化倾向。这种新鲜的内容和新颖的形式一下子就赢得了“孤岛”民众的热烈欢迎，成为在“孤岛”特殊环境下，高举抗日旗帜，进行“文艺大众化”实践的影响广泛的作品。程造之的《地下》是“孤岛”中另一部份量较重的抗战文艺作品。可以说，这篇小说是一部针对汪精卫投降日寇鼓吹所谓“和平运动”，而高举抗战旗帜的力作。正因为有程造之、谷斯范这样一批充满爱国激情的青年作家义无反顾的努力，才使日寇包围下的“孤岛”的抗日文学呈现出奇

6、异的景观。二、国统区的文学创作国民党统治区(简称国统区)的抗战小说包含了两个主要方面的内容：一是直接描写前线将士奋勇杀敌的战地纪实小说；二是以农民的觉醒及其抗日武装斗争为题材的小说。抗战初期，战地纪实小说创作形成热潮，但其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对战争事件的平实的记录和对前线将士战地生活目击式的零散描述，被诟病为“前线主义”。丘东平是这一时期抗战文坛上颇为活跃的青年作家，他的战地纪实小说注重写人，写那些具有独特战斗经历的爱国军人，写他们的战斗遭遇，表现他们的英雄气概。在抗战初期众多战争小说中，丘东平的作品之所以独树一帜，除了他最集中地描摹了爱国军人的英雄形

7、象外，还缘于他的笔端能够触及人物灵魂的深处，带着浓厚的主观感情气质，虽然其中的不少情绪是自己某些定型的知识分子的感觉投射，但充满了悲壮的真实，具有很强烈的情绪张力。与丘东平抗战纪实小说取材相似的还有萧乾的《刘粹刚之死》、吴奚如的《萧连长》、荒煤的《支那傻子》、艾芜的《两个伤兵》、罗烽的《横渡》、雷加的《一支三八式》等。这些小说都赞颂了国民党军队下层官兵的抗日爱国精神。但无可否认，抗战时期描写正面战场塑造抗日军人形象的有分量的小说太少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多数作家缺乏军队火线生活的切身感受(如丘东平那样既是抗日军人，又是作家，并能即时进行创作的不多)，另一

8、方面优秀的小说作品离不开典型塑造和艺术锤炼，战时的动荡生活难以为作家提供进行充分艺术思考的条件。但是对于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