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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启超:“激进－保守”模式的盲区旅美史家许倬云先生3年前在一个小型学术座谈会上谈及梁启超,强调说:“像任公那样天赋超群的人,近百年来,恐怕难找了。”信哉斯言。梁启超既是身不由己和萍踪不定的政治活动家，又是复杂多变和内外有别的思想家，还是工有专门而著作等身的学者，我们作为后学,要想同他这样的高智商与复合型人物进行有效的对话,可谓难上加难。研究者的“准确把握”、“全面评价”云云,即使不是自欺欺人,也是徒有豪语，无济于事。毋庸讳言,前贤与吾辈都曾过于自信地满足于唯物史观中的某些简单信条,将阶级暴力普泛化和绝对化,以非常粗暴的方式,对许多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与人物进行简单化的处理,以为历史人物的言行不
2、是进步就是落后,不是爱国就是卖国,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毫无协商的余地。近年来,虽然学界已越来越鄙弃这种简单的学术思维,也越来越不欣赏那种漫天飞舞的定性分析与功过评价,力求还史学的一份平实与宁静,不过,用“一分为二”似的思维定势来处理历史研究对象的做法,似乎并非中国学术界的专利。近年来,从域外飞来的某些学术词汇中可知,以非此即彼的对立词组作为主标题或理论模式来概述中国近代史的篇章亦非少见,“传统--现代”、“激进--保守”等模式就是如此,对近人梁启超也不例外。不知这是否同欧美中心论的历史优越感与冷战时代所浸染的两极思维有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外来的“传统--现代”、“激进--保守”等模式初看时
3、不难给人以清新明快之感,但较之我国本土的“进步--落后”、“爱国--卖国”等模式,至少在方法论上如出一辙,都源于“一分为二”的两极思维定势,其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或以偏概全。历史问题也罢,现实问题也罢,如果真能像战争对阵那般“一分为二”，便无复杂之烦恼可言。惟其不能简单地两分,历史研究才显得颇费周折。虽然铜板只有两面,现实与历史却总是一分为多,至少应当一分为三。在激进与保守之间,还有一片十分广阔的空间,至少还有“稳进”的力量与人物存乎其间,而且常比两头要大。即使可以胶执于历史的历时性特点,把它堆放在数学的坐标尺上,但当知这个坐标尺也无法与所谓“一分为二”的标准相吻合,因为在正数与负数之间,还
4、有独立存在的“零”。“零”既非正数,亦非负数。在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饱经列强侵凌之苦与亡国灭种之虞,许多仁人志士都知道穷则思变,有的还担心变得太慢,指望不断变革,一如危崖滚石,不到山底而不止。倘若把这种只争朝夕、恨铁不成钢的求变心态与相关言行称做“激进主义”,未尝不可;如果把反对此类言行的人统统囊入“保守主义”阵营,则不啻把复杂的历史过于简单化,最终导致扭曲历史。旅美学者余英时也承认：“严格地说，没有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只有要求不同程度变革的人而已。”他说：“要求变革较少的人往往就变成了保守主义者”。[1]（P10）姑且不说“要求变革较少的人”究竟是“变成了保守主义者”,还是后世研究者被认成了
5、“保守主义者”，至少梁启超不属于“要求变革较少的人”，不应划入“保守主义”的行列。即使可以把“要求变革较少的人”当做“保守主义者”，那么在“要求变革较少的人”与要求变革较多的人之间，还应存在一个要求变革不多不少或比较适中的群体,两分则仍不够用。尤其对于近人梁启超来说,无论从其风雨兼程的纵向足迹来看,还是就其跌宕起伏的阶段性拼搏而言,他既不像激进主义者,也不属于保守主义者。即便只对他作阶段性的概括,他却经常站在两条以上的战壕,冲着形形色色的激进者与迂阔守旧者,同时叫阵他是“激进--保守”模式的盲区。后世研究者面对他时,最保险的做法只能是根据不同时空的不同情境、物镜与意境,具体分析,小心概述,他
6、实在不是凭一两个词或一两句话便能概括清楚的。首先,我国近代史上固然颇有类似于法国式的激进主义,而英国式的保守主义实属阙如。从表面上来看,梁启超的许多思想主张同西欧保守主义鼻祖伯克(EdmundBueke)的思想体系比较相似,其实不然。伯克所要保要守的恰恰是英伦三岛的自由主义传统,梁启超所要保要守的除了一国之生存外,所剩无多。至于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恰恰需要他和少数同道以微弱之声去呼号,去艰难地创造,而不是守成。正是心怀君宪救国的真诚抱负,他曾与老师康有为、挚友谭嗣同等以书生意气谋划围颐和、捕太后的军事政变;变法败北后,他以政治犯的身份,始终手握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决不向独揽朝政的慈禧妥协
7、。当袁世凯图谋帝制自为时,他又与弟子蔡锷联手升起滚滚狼烟,挑战强者,义无反顾。与其说这是中国式的“保守主义”,还不如说这是“激进主义”中的一种形态而更为恰当。其次,梁启超虽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继续追随康有为,督率过保皇会同人,引领保皇运动,而清末的保皇之“保”,亦非欧美的保守主义之“保”。保皇会所采取的武装勤王形式与暗杀手段,亦属标准的“激进主义”,一点也不斯文。何况弟子还走得很远,经常激怒师长。他曾极力谋求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