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战国文学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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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勰的战国文学史论刘勰的《文心雕龙》主要是一部论述文学理论的著作，但是在面对具体问题时，他常常将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联系起来进行论述，他不仅对文学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而且提出了相对明确的文学史观。正如张文勋先生所说的：我们说文心雕龙给我们提供了我国古代最早的文学史大纲，也并不算是过誉。所谓文学史，就是对文学现象按其出现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记载论述，而对文学现象的记述首先应是对文学作品的记述。本文所论刘勰的战国文学史论，主要是指刘勰对战国文学作品的论述和对战国文学发生发展的论述。刘勰在《时序》篇中论

2、述战国文学云：“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飚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奭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刘勰阐述了战国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即是七国争雄、逐鹿天下，各国都希望通过武力征伐来统一天下，礼崩乐坏，六经遭到抛弃，唯有齐楚两国较为重视文学的发展，他们建设发展文学的馆舍，以

3、礼接待孟子、荀子等文学之士，这两个国家形成了良好的文学风气。这一时期各家学说纷纷兴起，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儒、墨、道、法、名各家的思想，阐述各家思想的著作，就成为了战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楚国的屈原、宋玉等人写作的关于楚地风物人情的楚辞，是“笼罩雅颂”，有“炜烨之奇意”，是从战国时纵横变化的诡异风俗中产生出来的。刘勰在《才略》篇中具体论述了战国文学家：“战代任武，而文士不绝。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乐毅报书辨而义，范雎上书密而至，苏秦历说壮而中，李斯自奏丽而动。若在

4、文世，则扬班俦矣。荀况学宗，而象物名赋，文质相称，固巨儒之情也。”战国时代任用武力，可是文人层出不穷，诸子百家用自己的学说游说各国诸侯，屈原、宋玉写的《楚辞》大放异彩，乐毅、范雎、苏秦、李斯写的文章，富有文采且切中要点。荀况作为学术界的领袖，却摹状事物，开创了“赋”体。他们若是生在重视文学的时代，定能成为扬雄、班固那样的文坛领袖。在这里刘勰以战国时期单个作家作品为点，以不同的文体特点为线，以点带线阐述了战国文学史的整体面貌。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文学成就最高的是楚辞和诸子散文，它们如日月叠璧照亮了战国

5、文学的天空。范文澜先生认为“汉书《艺文志·屈原赋》共二十五篇，二十五篇中离骚为最重，后人因以骚名其全篇。”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48页刘勰所说的《离骚》即指屈原的所有作品，而非指《离骚》单篇。《离骚》又是《楚辞》的代表作，因此也以《离骚》来代指《楚辞》。刘勰认为“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将《离骚》与《经》并列为“文之枢纽”，可见刘勰对屈原及其作品评价之高。在《辨骚》一文中，刘勰首先引述了前代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

6、评价：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驷虬乘鹥，则时乘六龙；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

7、亦言“体同诗雅”。淮南王刘安、王逸、汉宣帝、扬雄赞赏《离骚》，主要是因为它合于经术。班固则认为屈原“露才扬己”，《离骚》所写内容与经典不符，不过是“文辞丽雅”而已。刘勰认为上述诸家对屈原的评价皆是“褒贬任声，抑扬过实，”“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他认为“将核其论，必征言焉。”即必须从屈原的作品出发，才能对屈原及其作品做出正确的评价。刘勰通过对屈原的作品进行核实，提出屈原的作品有同于风雅的一面，又有异乎经典的一面，在文学史上自成一家，光彩照人。因此，他在赞词中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

8、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认为屈原具有卓绝的才华、高洁的志向，从自热景物中汲取灵感，抒写情理，其作品有金玉般的质地，艳丽的光彩。对于《离骚》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刘勰提出：“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他认为，《离骚》“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既继承了《诗经》的传统，又为辞赋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同于风雅”的方面表现在《离骚》中的“彼尧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