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急剧发展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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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大学急剧发展的代价中国大学急剧发展的代价.txt我不奢望什么，只希望你以后的女人一个不如一个。真怀念小时候啊，天热的时候我也可以像男人一样光膀子！中国大学的急剧发展，实际上是以降低大学的学术文化和教育含量、牺牲大学的尊严为代价，来满足社会的大跃进需求的本刊记者曾繁旭42岁那年，任剑涛当上了中山大学政务管理学院院长，从此他开始把一些西方的大学理念用于具体的办学之中。他开始要求学院的老师们安排一个OfficeHour(办公时间)，以便学生前来讨论交流，而不管多忙，他自己都会固定在一周中的某一天待在办公室里；他开始用一种全球性眼光办学，他的学院在美国、在欧洲、在日本引进博士生。

2、亚洲金融风暴后，香港的大学开始裁员，一部分优秀学者无法获得财政支持，他趁机到香港挖人，“一些优秀的人才就此加入学院教师队伍”；学院与西方名校合作，每年送一些选派的学员到牛津这样的名校去学习；……当然，这样一套西化的大学思想，是很难完整移植到中国本土的。本土能吸收的，只是很表面的那部分细节。因为，“谁也无法逃脱扩招指挥棒的宏观调控，谁也无法阻挡越滚越大的雪球”，所以，尽管他在各种场合发表言论，在各家媒体写文章，批评当前的大学教育，但他所“主政”的学院，也不得不卷入大学大跃进的洪流之中。明确中国的问题他是公认的善于演讲的老师，因此有人说他是天生的政治家，但他说自己没有做政治家的野

3、心。1962年任剑涛出生在四川一个小县城。小学和中学期间，正赶上“高歌猛进，战歌嘹亮”的“文革”。到四川南充师范学院读大学期间，“如饥似渴”，却“对知识的脉络毫无了解”，以至于“往往为表面现象或者道德热情遮蔽了理性的眼睛”，这些经历使得他今天成为了单纯道德热情的坚定批判者。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他与很多研究者一样，开始研究“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会成为这样，中国的国民性是怎么样的”，1992年他出第一本书，就是谈论中国国民性问题，结论是惟有改造国民性，中国才能走上现代化之路。在今天的任剑涛看来，这些结论非常幼稚可笑，“有勇气而没有理性”，“看见针眼大的天，就认为那是中国文

4、化”。1994年到1996年读博士，做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研究，“关心中国的伦理政治为什么建构在那么精巧的理论上，而实际上却不能发挥政治效用”，“讨论在什么条件下伦理政治可能代替法理政治”。1998年，杜维明先生到中山大学考察。任剑涛跟他说，新儒学研究已经走到了头，个体心性问题已经不是中国的关键问题，现在要解决的是社会政治问题。这样的表述切中杜老先生的思虑，他决定资助任剑涛到哈佛去做访问学者。这趟访问，对任剑涛的研究和价值立场产生了根本影响，他开始“由原来国民性的反思到传统文化的理性分析，转到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上来”。在哈佛，任剑涛对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乃至整个现代政

5、治的设计，都有了一个通盘的考察，并开始用现代性的立场反思中国传统政治问题，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是要落实在社会政治生活上，一个国家的有序、发展以及成功的转轨，都要落实到政治平衡上”。此后，他出版的所有书籍、发表的所有文章，始终都在讨论政治制度怎么安顿，政治与经济怎样和谐，如何解决中国现代性和传统性接轨的问题。“没有这些，一切免谈”。课堂上，任剑涛是一名认真的老师，“没有任何一节课、任何一次讲座偷过懒”，与此同时，他又以极大的热情介入社会，他是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府的智囊团成员，不停地给政府提供决策咨询。他批判社会，也“注意释放善意”；他是一个学院的管理者，甚至是扩招的获益者，却公

6、然向大学扩招发起攻击。在那场著名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之中，他扮演了重要角色——自由主义的坚定鼓吹者。大学生失业，是国家的悲剧人物周刊：前段时间您在南方都市报发表文章，《大学扩招：大跃进必然大欠债》，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发表自己的看法？任剑涛：高校7年扩招，造成2000亿的债务，这确实是一个由金融问题显示出来的社会问题、教育问题和政治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大学扩招来缓解社会矛盾，但现在大学负担了超过自身承载力的期盼和使命。一直以来我们都追求“多快好省”，但制度现代化确实需要“比慢”，慢工出细活。人物周刊：大学过度扩张和适中扩张的边界如何界定？任剑涛：边际平衡问题本来是公共政治一个

7、最重要的指引，就是要找到一个边际的契合点，或者叫最满意点。大学问题上，我们要考虑几个边际问题：经济发展的边际——我们能为大学提供什么样的经济配置；政治发展的边际——我们能否让大学成为一个真正现代化意义上的大学；社会政策的边际，比如大学生就业问题，就业的社会政策有没有解决等等。从大学的内部边际关系来看，大学里头的三权，学术权、行政权和管理权，也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匹配。现在的大学管理权是最弱的，大学行政权基本上吞噬了这个管理权，而教授治校的提法又掩盖了教授治学的重要性。在这些边际问题考虑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