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陶渊明、李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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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阮籍、陶渊明、李白摘要：阮籍、陶渊明、李白三人都与酒结缘。但阮籍饮酒既是天性，更是时代所逼，是大智若愚者的痛苦之饮；陶渊明饮酒是“适意”之饮，体现出陶渊明率性而为的本真；李白饮酒既有陶渊明的率性而为，更多地则是宣泄政治上的不平之鸣！　　关键词：阮籍；陶渊明；李白；饮酒　　：K203：Ａ：1005-5312（2011）35-0148-02　　中华民族有着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酒文化，历代文人墨客有多少与酒结缘者，恐怕举不胜举。而阮籍、陶渊明和李白三人之爱酒，甚至是嗜酒，更是无人不知。《晋书·阮籍传》载：本不愿与司马昭同流合污的阮籍，却因“闻步兵厨营人

2、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他还曾酣醉六十日，可谓创造了醉酒的“历史之最”。陶渊明之嗜酒，也不逊色于阮籍。萧统《陶渊明传》就记载，渊明为彭泽令时，“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他的《五柳先生传》也公开宣称自己“性嗜酒”；他有很多作品与酒有关，甚至有直接用“饮酒”作为组诗标题的，以至于萧统《陶渊明传》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诗仙李白，更是酒仙，酒简直可以说是李白创作的原动力，所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杜甫《饮中八仙歌》），正是酒催生了李白那一篇篇震古烁今的美妙诗篇；没有了酒，很难想象李白能写出那些传颂

3、千古的名篇佳作。不仅如此，而且李白饮酒是豪饮，“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进酒》），“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李白饮酒，又是上应天理，下合人性的：“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圣贤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月下独酌》其二）　　但三人爱酒，又是各有原因的。　　阮籍饮酒，与他出世隐遁的思想关联，更是政治环境所逼，是他与司马氏斗争的手段。　　《晋书·阮籍传》载：阮籍“嗜酒能啸”，可见其天性嗜酒。但让阮籍养成这样一个不良

4、嗜好的，却是他所处的社会环境。阮籍读书虽“尤好老庄”，但毕竟“博览群籍”，他年轻时也有过“济世志”。这说明儒家正统思想对他不是没有影响。可是他生不逢时。他生活在魏晋交替之际，正是司马昭加紧向曹魏夺取皇权之时。阮籍是一个清醒的名士，他如何不知司马昭之心！传统观念的影响，加上他父亲阮瑀毕生服务于曹魏政权，官至魏丞相掾，从感情上讲，阮籍必然倾向曹魏而不满司马氏。但为了消灭曹魏力量，夺取皇权，司马氏采取的是残酷大屠杀的手段，“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阮籍性格又不像其友嵇康那样：“刚肠嫉恶，遇事便发”（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为了远祸全身，他

5、只能以“酣饮为常”。（《晋书·阮籍传》）这醉酒的背后，既有借酒浇愁的成分，更多的却是借酒来掩饰自己的内心，勿为司马氏抓到什么把柄，进而远离是非，保全生命。“竹林名士”喜欢饮酒，虽然原因可能还会有所不同，但在借酒避祸这一点上恐怕是相同的。“通过醉酒而放弃时间感从而达到避祸的目的；通过麻醉消除了个人意志从而缄默。通过豪饮和狂放强化了作为等级的身份，矛盾批判就这样‘诗化’和‘神秘化’了。因此，竹林名士的酒，与其说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不如说是自我意识的消解。”这就不难理解为何“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

6、阮籍传》）了。这是阮籍的无奈之举，更是阮籍同司马氏斗争的智慧体现。比如，为了拉拢阮籍，司马昭想要为儿子司马炎向阮籍女儿求婚，阮籍该怎么办？答应司马昭，那就是卖身司马阵营，阮籍的良知告诉自己：绝不能。可不答应司马昭，等于直接表达了自己不与司马氏同流合污的态度，那要招来杀身之祸的！于是阮籍采取了一醉六十日的方法，让司马昭“不得言而止”（《晋书·阮籍传》），充分体现出阮籍的大智慧。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年代，阮籍要保全性命，内心活动与实际行动，就不能不保持一定的距离。“世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独清”，是要忍受极大煎熬和痛苦，非具有远见卓识难以做到的。阮

7、籍表面酣醉，内心清醒。既保全了自己，又没有丧志变节，这不是阮籍的大智慧吗？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之交，经历了东晋末年桓玄篡晋，刘裕、刘毅之间的权力之战，以及亲眼目睹了当时的农民起义，社会的动乱，世道人心的险恶，让他“骞翮思远翥”的“猛志”破灭了，在那样一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黑暗社会里，陶渊明这样“岂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萧统《陶渊明传》）之人是不堪跻身官场的。所以，他在战也看够了，乱也看够了之后，毅然选择了归隐田园。因为他的性格是“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五柳先生传》）。他在退隐田园之后，对早年跻身封建

8、官场是深感后悔的：“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归去来兮辞》）十三年断断续续的求禄经历与他“悦亲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