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是结婚可惜我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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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伙是结婚可惜我离了合伙是结婚可惜我离了创立了上海第一家特许连锁公司，最后却黯然离去。　　坚持——我创立上海第一家A连锁公司　　我和W是同学，是他把我领进特许加盟连锁这一行，直到今天，我仍然很感激他。80年代末期，W和一些同学在台湾开设了A连锁公司，我是随后加入的。后来W去香港拓展业务，与富商H先生合作，公司在香港有了很大发展。90年代中期，我曾多次建议W把业务延伸到内地，但都遭到了他的否决。　　1996年4月，我代表公司正式进入上海。当时我在上海可说是举目无亲，仅有的两位“关系人”———一位是我妹妹的朋友的朋友毛女士，另一位是我的一位台湾老师的远房亲戚李女士，她们对我这位台湾来的“

2、小阿弟”相当照顾。在她们的帮助下，我在某小区租了一套月租金3000元的两室一厅的旧公房。通过她们，我结识了很多上海朋友。那时，我几乎每天手拿一份上海地图，按图索骥地走路“量地皮”或者乘公交车到处看店面。因为不了解内地开店的有关规定，我便四处托朋友找门路。一听到有朋友说，“小方，我有个朋友的朋友是戴帽子穿制服的……”我就马上约见，接着便是交际应酬……几个月下来，朋友认识不少，开销也很大。从5月到7月，我前后看了20多处地方，还是未能找到如意的店面，如果8月份还没有结果，我就只能回台湾等隔年开春再来上海了。　　正在进退维谷之际，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了。我通知所有的上海朋友，“我回台湾了

3、，明年再来上海和你们相见。”然后把自己关在小区的房子里，关掉花了一万多元钱买的内地，和外界切断了联系———除了在台湾的亲戚外，几乎没有人知道我还在上海。整整两个星期，我几乎足不出户地待在房间里观看奥运会的电视直播。看到中国选手拿到奥运金牌时，感触特别深，有几次忍不住热泪盈眶。为了夺取奥运金牌，运动员们坚持不懈地努力拼搏，从他们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　　奥运会一结束我就走出房间，通知所有的上海朋友，“我又回上海啦！”第二天就有房产中介来找我，“有个门面非常好，在杨浦区。”当年9月,内地第一家A连锁公司门店在杨浦区正式开张。　　机遇——我推动A连锁公司步入辉煌　　A连锁公司在上海发展

4、得比较顺利，主要原因是抓住了两次机遇。第一次机遇是市中心某分店的开张，是A公司打入上海主流商业圈，提升企业形象确立品牌效应的重要一步。之前，这里是一家快餐店。为了拿下这个店面，我花了3个月时间与他们反复谈判，以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签下为期5年的租借合约。开张那天，我们举行了相当隆重的仪式，还当场捐出10万元支持内地的抗洪救灾。　　1998年11月，我们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中国第一届特许加盟连锁展览会。那时在内地，特许加盟连锁还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加入展览会的摊位只有30个。因为有台湾的经验，所以我们很重视，为了这次展览会，我们共投入了28万人民币。在展览会上，我们的摊位正巧和中国连锁协会的

5、服务摊位相邻，因此结识了几位协会的领导。展览会结束后，我专程去北京拜访了他们，之后还积极参与了协会组织的各种活动。有了连锁协会的支持，A连锁公司的特许加盟连锁发展得特别快。1998、1999年有一段时期，我们平均每个月可以开出四五家连锁店。截止到去年，A连锁公司先后在内地10多个大城市开出了50多家分店———作为内地著名的连锁品牌企业，A连锁公司登上了辉煌的顶点。　　作为A连锁公司在内地的主要经营者，我曾接受过很多内地媒体的采访。　　摩擦——我受制于香港总部　　1997年，内地和香港的A连锁公司合作重组。新的A连锁公司全球总部设在香港，由W担任总裁，香港富商H先生任董事长，我任总经理

6、。　　反思我和W之间发生的“摩擦”，问题主要出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经营理念的问题。我这个人做事比较理想化，或者说比较主观吧，我认为做加盟连锁，服务是第一位的，而香港总部比较实际，把赚钱放在第一位。在用人方面，我认为内地人才薪水较低但水准并不低，完全可以信赖，而香港总部则倾向于使用所谓的“国际化人才”。　　其次是信任度的问题。W和前后几任合的合作似乎都有点问题。最先是在台湾和他合作开设A连锁公司的那些同学离开了他；接着是香港的董事长H先生也和他分手了。H先生退出A连锁公司后曾来上海找过我，提出与我联手另起炉灶，但我不愿意看到用心血哺育成长的A连锁公司出现分裂，所以没有答应。H先生退出后，

7、我曾给W打，“……下一个是不是轮到我了？”W安慰我，“你想到哪里去了，千万别多心，我们是老同学嘛。”　　但是，香港总部始终并不信任我———上海分公司的财务经理直接受香港总部的控制，我这个总经理除了负责业务拓展外，几乎没有什么财权。为了怕我“大权独揽”，总部还从香港派了位副总经理来上海对我实行“制约”。可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位副总经理来上海后，很快就站在我的一边，主动配合我的工作，使某些人大失所望。　　谗言——我含忿离开了A公司　　去年4月，一向不看好内